我常常說,除非過去數千年的中國人都白活了,如其還有他的貢獻,那就是認識了人類之所以為人。而恰恰相反地,自近代以至現代,歐美學術雖發達進步,遠過前人,而獨於此則幼稚。二十多年來我準備寫《人心與人生》一書,以求教當世;書雖未成,而一年一年果然證實了我的見解。在學術發達,而人禍彌以嚴重之今日,西洋人已漸悟其一向皆務為物的研究,而太忽略於人。以致對於物所知道的雖多,而於人自己卻所知甚少。最近學者乃始轉移視線,而致力乎此,似乎還談不到什麼成就。
何以敢說他們幼稚呢?在現代亦有好多門學問講到人;特別是心理學,應當就是專來研究人的科學。但心理學應該如何研究法,心理學到底研究些什麼(對象和範圍),各家各說,至今莫衷一是。這比起其他科學來,豈不證明其幼稚!然而在各執一詞的學者間,其對於人的認識,卻幾乎一致地與中國古人不合,而頗有合於他們的古人之處。西洋自希臘以來,似乎就不見有人性善的觀念;而從基督教後,更像是人生來帶著罪過。現在的心理學資借於種種科學方法,資借於種種科學所得,其所見亦正是人自身含著很多勢力,不一定調諧。他們說:“現在需要解釋者,不是人為什麼生出許多不合理的行為,而是為什麼人居然亦能行為合理。”此自然不可與禁欲的宗教,或把人身體認為罪惡之源的玄學,視同一例。卻是他們不期而然,前後似相符順。恰成一對照:中國古人卻正有見於人類生命之和諧。——人自身是和諧的(所謂“無禮之禮,無聲之樂”指此);人與人是和諧的(所謂“能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者在此);以人為中心的整個宇宙是和諧的(所以說“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讚天地之化育,與天地參”等等)。儒家對於宇宙人生,總不勝其讚歎;對於人總看得十分可貴;特別是他實際上對於人總是信賴,而從來不曾把人當成問題,要尋覓什麼辦法。
此和諧之點,即清明安和之心,即理性。一切生物均限於“有對”之中,惟人類則以“有對”超進於“無對”。清明也,和諧也,皆得之於此。果然有見於此,自爾無疑。若其無見,尋求不到。蓋清明不清明,和諧不和諧,都是生命自身的事。在人自見自知,自證自信,一尋求便向外去。而生命卻不在外。今日科學家的方法,總無非本於生物有對態度向外尋求,止於看見生命的一些影子,而且偏於機械一麵。和諧看不到,問題卻看到了。其實,人絕不是不成問題。說問題都出在人身上,這話並沒有錯。但要曉得,問題在人,問題之解決仍在人自己,不能外求;不信賴人,又怎樣?信賴神嗎?信賴國家嗎?或信賴……嗎?西洋人如此;中國人不如此。
孔子態度平實,所以不表樂觀(不倡言性善),惟處處教人用心回省(見前引錄《論語》各條),即自己訴諸理性。孟子態度軒豁直抉出理性以示人。其所謂“心之官則思”,所謂“從其大體……從其小體”,所謂“先立乎其大者,則小者不能奪”,豈非皆明白指出心思作用要超於官體作用之上,勿為所掩蔽。其“理義悅心,芻豢悅口”之喻,及“怵隱”“惻隱”等說,更從心思作用之情的一麵,直指理性之所在。最後則說,“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何等斬截了當,使人當下豁然無疑。
日本學者五來欣造說:在儒家,我們可以看見理性的勝利。儒家所尊崇的不是天,不是神,不是君主,不是國家權力,並且亦不是多數人民。隻有將這一些(天、神、君、國、多數),當作理性之一個代名詞用時,儒家才尊崇它。
這話是不錯的。儒家假如亦有其主義的話,推想應當就是“理性至上主義”。就在儒家領導之下,二千多年間,中國人養成一種社會風尚,或民族精神,除最近數十年浸浸澌滅,今已不易得見外,過去中國人的生存,及其民族生命之開拓,胥賴於此。這種精神,分析言之,約有兩點:一為向上之心強,一為相與之情厚。
向上心,即不甘於錯誤的心,即是非之心,好善服善的心,要求公平合理的心,擁護正義的心,知恥要強的心,嫌惡懶散而喜振作的心……總之,於人生利害得失之外,更有向上一念者是;我們總稱之曰“人生向上”。從之則坦然泰然,怡然自得而殊不見其所得;違之則歉恨不安,仿佛若有所失而不見其所失。在中國古人,即謂之“義”,謂之“理”。這原是人所本有的;然當人類文化未進,全為禁忌(taboo)、崇拜、迷信、習俗所蔽,各人意識未曾覺醒活動,雖有卻不被發見。甚至就在文化已高的社會,如果宗教或其他權威強盛,宰製了人心,亦還不得發達。所以像歐洲中古之世,尚不足以語此。到近代歐洲人,誠然其個人意識覺醒活動了,卻惜其意識隻在求生存求幸福,一般都是功利思想,馳騖於外,又體認不到此。現代人生,在文化各方麵靡不邁越前人,夫何待言;但在這一點上,卻絲毫未見有進。惟中國古人得脫於宗教之迷蔽而認取人類精神獨早,其人生態度,其所有之價值判斷,乃悉以此為中心。雖因提出太早牽掣而不得行然其風尚所在,固彰彰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