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常說，除非過去數千年的中國人都白活了，如其還有他的貢獻，那就是認識了人類之所以為人。而恰恰相反地，自近代以至現代，歐美學術雖發達進步，遠過前人，而獨於此則幼稚。二十多年來我準備寫《人心與人生》一書，以求教當世；書雖未成，而一年一年果然證實了我的見解。在學術發達，而人禍彌以嚴重之今日，西洋人已漸悟其一向皆務為物的研究，而太忽略於人。以致對於物所知道的雖多，而於人自己卻所知甚少。最近學者乃始轉移視線，而致力乎此，似乎還談不到什麼成就。
何以敢說他們幼稚呢？在現代亦有好多門學問講到人；特別是心理學，應當就是專來研究人的科學。但心理學應該如何研究法，心理學到底研究些什麼（對象和範圍），各家各說，至今莫衷一是。這比起其他科學來，豈不證明其幼稚！然而在各執一詞的學者間，其對於人的認識，卻幾乎一致地與中國古人不合，而頗有合於他們的古人之處。西洋自希臘以來，似乎就不見有人性善的觀念；而從基督教後，更像是人生來帶著罪過。現在的心理學資借於種種科學方法，資借於種種科學所得，其所見亦正是人自身含著很多勢力，不一定調諧。他們說：“現在需要解釋者，不是人為什麼生出許多不合理的行為，而是為什麼人居然亦能行為合理。”此自然不可與禁欲的宗教，或把人身體認為罪惡之源的玄學，視同一例。卻是他們不期而然，前後似相符順。恰成一對照：中國古人卻正有見於人類生命之和諧。——人自身是和諧的（所謂“無禮之禮，無聲之樂”指此）；人與人是和諧的（所謂“能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者在此）；以人為中心的整個宇宙是和諧的（所以說“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讚天地之化育，與天地參”等等）。儒家對於宇宙人生，總不勝其讚歎；對於人總看得十分可貴；特別是他實際上對於人總是信賴，而從來不曾把人當成問題，要尋覓什麼辦法。
此和諧之點，即清明安和之心，即理性。一切生物均限於“有對”之中，惟人類則以“有對”超進於“無對”。清明也，和諧也，皆得之於此。果然有見於此，自爾無疑。若其無見，尋求不到。蓋清明不清明，和諧不和諧，都是生命自身的事。在人自見自知，自證自信，一尋求便向外去。而生命卻不在外。今日科學家的方法，總無非本於生物有對態度向外尋求，止於看見生命的一些影子，而且偏於機械一麵。和諧看不到，問題卻看到了。其實，人絕不是不成問題。說問題都出在人身上，這話並沒有錯。但要曉得，問題在人，問題之解決仍在人自己，不能外求；不信賴人，又怎樣？信賴神嗎？信賴國家嗎？或信賴……嗎？西洋人如此；中國人不如此。
孔子態度平實，所以不表樂觀（不倡言性善），惟處處教人用心回省（見前引錄《論語》各條），即自己訴諸理性。孟子態度軒豁直抉出理性以示人。其所謂“心之官則思”，所謂“從其大體……從其小體”，所謂“先立乎其大者，則小者不能奪”，豈非皆明白指出心思作用要超於官體作用之上，勿為所掩蔽。其“理義悅心，芻豢悅口”之喻，及“怵隱”“惻隱”等說，更從心思作用之情的一麵，直指理性之所在。最後則說，“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何等斬截了當，使人當下豁然無疑。
日本學者五來欣造說：在儒家，我們可以看見理性的勝利。儒家所尊崇的不是天，不是神，不是君主，不是國家權力，並且亦不是多數人民。隻有將這一些（天、神、君、國、多數），當作理性之一個代名詞用時，儒家才尊崇它。
這話是不錯的。儒家假如亦有其主義的話，推想應當就是“理性至上主義”。就在儒家領導之下，二千多年間，中國人養成一種社會風尚，或民族精神，除最近數十年浸浸澌滅，今已不易得見外，過去中國人的生存，及其民族生命之開拓，胥賴於此。這種精神，分析言之，約有兩點：一為向上之心強，一為相與之情厚。
向上心，即不甘於錯誤的心，即是非之心，好善服善的心，要求公平合理的心，擁護正義的心，知恥要強的心，嫌惡懶散而喜振作的心……總之，於人生利害得失之外，更有向上一念者是；我們總稱之曰“人生向上”。從之則坦然泰然，怡然自得而殊不見其所得；違之則歉恨不安，仿佛若有所失而不見其所失。在中國古人，即謂之“義”，謂之“理”。這原是人所本有的；然當人類文化未進，全為禁忌（taboo）、崇拜、迷信、習俗所蔽，各人意識未曾覺醒活動，雖有卻不被發見。甚至就在文化已高的社會，如果宗教或其他權威強盛，宰製了人心，亦還不得發達。所以像歐洲中古之世，尚不足以語此。到近代歐洲人，誠然其個人意識覺醒活動了，卻惜其意識隻在求生存求幸福，一般都是功利思想，馳騖於外，又體認不到此。現代人生，在文化各方麵靡不邁越前人，夫何待言；但在這一點上，卻絲毫未見有進。惟中國古人得脫於宗教之迷蔽而認取人類精神獨早，其人生態度，其所有之價值判斷，乃悉以此為中心。雖因提出太早牽掣而不得行然其風尚所在，固彰彰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