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此無所不到之情，卻自有其發端之處，即家庭骨肉之間是。愛倫凱（ElienKey）《母性論》中說，小兒愛母為情緒發達之本，由是擴充以及遠；此一順序，猶樹根不可朝天。中國古語“孝弟為仁之本”，又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間先後、遠近、厚薄自是天然的。“倫理關係始於家庭，而不止於家庭”，這是由近以及遠。“舉整個社會各種關係而一概家庭化之”，這是更引遠而入近，惟恐其情之不厚。中國倫理本位的社會之形成，無疑地，是旨向於“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雖因提出太早，牽掣而不得行（關於此兩點提出太早，牽掣不得行之故，在後麵第十三章有說明），然其精神所在，固不得而否認也。
中國倫理本位的社會，形成於禮俗之上，多由儒家之倡導而來，這是事實。現在我們說明儒家之所以出此，正因其有見於理性，有見於人類生命，一個人天然與他前後左右的人，與他的世界不可分離。所以前章“安排倫理組織社會”一段，我說孔子最初所著眼的，倒不在社會組織，而寧在一個人如何完成他自己。
一個人的生命，不自一個人而止，是有倫理關係。倫理關係，即是情誼關係，亦即是其相互間的一種義務關係。所貴乎人者，在不失此情與義。“人要不斷自覺地向上實踐他所看到的理”，大致不外是看到此情義，實踐此情義。其間“向上之心”，“相與之情”，有不可分析言之者已。不斷有所看到，不斷地實踐，則卒成所謂聖賢。中國之所尚，在聖賢；西洋之所尚，在偉人；印度之所尚，在仙佛。社會風尚民族精神各方不同，未嚐不可於此識別。
人莫不有理性，而人心之振靡，人情之厚薄，則人人不同；同一人而時時不同。無見其不能不兢兢勉勵者在此。惟中國古人之有見於理性也，以為“是天之所予我者”，人生之意義價值在焉。外是而求之，無有也已！不此之求，奚擇予禽獸？在他看去，所謂學問，應當就是講求這個的；舍是無學問。所謂教育，應當就是教導培養這個的，舍是無教育。乃至政治，亦不能舍是。所以他納國家於倫理，合法律於道德，而以教化代政治（或政教合一）。自周孔以來二三千年，中國文化趨重在此，幾乎集全力以傾注於一點。假如中國人有其長處，其長處不能舍是而他求。假如中國人有其所短，其所短亦必坐此而致。中國人而食福，食此之福；中國人而被禍，被此之禍。總之，其長短得失，禍福利害，舉不能外乎是。
凡是一種風尚，每每有其擴衍太過之處，尤其是日久不免機械化，原意浸失，隻餘形式。這些就不再是一種可貴的精神，然而卻是當初有這種精神的證據。若以此來觀察中國社會，那麼，沿著“向上心強”“相與情厚”而餘留於習俗中之機械形式，就最多。譬如中國人一說話，便易有“請教”“賜教”等詞，順口而出。此即由古人謙德所餘下之機械形式，源出於當初之向上心理。又譬如西洋朋友兩個人同在咖啡館吃茶，可以各自付茶資。中國人便不肯如此，總覺各自付錢，太分彼此，好難為情。此又從當初相與之情厚而有之餘習也。這些尚不足為病。更有不止失去原意，而且演成笑話，滋生弊端者，其事亦甚多。今舉其中關係最大之一事，此事即中國曆代登庸人才之製度。中國古代封建之世，亦傳有選賢製度，如《周禮》、《禮記》所記載者，是否事實，不敢說。從兩漢選舉，魏晉九品中正，隋唐考試，這些製度上說，都是用人惟賢，意在破除階級，立法精神彰然而不可掩。除考試以文章才學為準外，其鄉舉裏選，九品中正，一貫相沿以人品行誼為準。例如“孝廉”“孝弟”“賢良”“方正”“敦厚”“遜讓”“忠恪”“信義”“勞謙”等等，皆為其選取之目。這在外國人不免引以為異，卻是熟悉中國精神之人，自然懂得。盡管後來，有名無實，笑話百出，卻總不能否認其當初有此一番用意。由魏晉以訖隋唐，族姓門第之見特著，在社會上儼然一高貴之階級，而不免與權勢結托不分。然溯其觀念（族姓門第觀念）所由形成，則本在人品家風為眾矜式，固非肇興於權勢，抑且到後來仍自有其價值地位，非權勢所能傾。唐文宗對人歎息，李唐數百年天子之家尚所不及者，即此也。以意在破除階級者，而卒演出階級來，這自然是大笑話大弊病；卻是其笑話其偏弊，不出於他而出於此；則其趣尚所在，不重可識乎！
一般都知道，世界各處，在各時代中，恒不免有其社會階級之形成。其間或則起於宗教，或則起於強權，或則起於資產，或則起於革命。一時一地，各著色彩，紛然異趣，獨中國以理性早得開發，不為成見之固執，不作勢力之對抗，其形成階級之機會最少。顧不料其竟有淵源於理性之階級發生，如上之所說。此其色彩又自不同，殆可以為世界所有階級中添多一格。——這雖近於笑談，亦未嚐不可資比較文化者之一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