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階級固然還不曾組成一大團體，卻正從許多團體而來，或亦涵有許多團體。各城市自治，是其地方性組織，各行業公會，是其職業性組織；從宗教信仰上，還有各教會組織。因此他們可以隨時聯係起來，共同應付他們的環境，漸由被動而主動。此時政權之公開到他們身上，客觀的必要同主觀的要求，均在形成，其事遂不可已。在理論上，雖公開應不限於他們；在事實上卻不可能泛及眾人。徒有理論之必要，是不行的；還待有事實之必要；徒有其必要是不行的，還待有其可能。一般勞苦大眾，沒有空閑，沒有知識能力參預其間，便是不可能之大者。像前舉英國之例，從限製選舉權慢慢一步一步公開到無所限，正是循乎事實發展之自然。
自然就好，不自然必出毛病。假如生產力沒有增進，文化水準沒有提高，而早行普選，不是給少數人以盜竊民意之機會，便是決大計於眾愚而誤事。所以英國的政治學者曾指陳：
倘若四百年來，早經存有極普通之選舉權，因之遂存有極大選舉團於國內，我敢斷言：英格蘭必不有宗教的改革，朝代的變更，相異信仰的容忍，甚至正確的日曆。打穀機器，汽力織布機，多軸紡紗機，以至蒸汽機，於是亦均要被禁絕不用。即在今代，強種牛痘會要不能舉行。
當產業大興，資本勢力取封建勢力而代之，此新興階級無形中進據統治地位。卻是另一新階級勢力，又從下麵起來。此即勞工階級，又被稱為第四階級的。他們更且有工會工黨等組織，以從事經濟上政治上各鬥爭。此時政權之公開到他們身上，客觀必要主觀要求以及事實之可能，又漸都形成；普選實行固不消說，就是工黨之入閣組閣亦出現了。國家政權就是這樣隨社會進步而逐步開展，有如升階或落梯然。倘若不如是，則如何得有政權公開之實現，反不可想象。
由“天賦人權”之倡說，曾成為一時信念；個人自由之得到尊重，似乎一朝而泛及眾人，並不假階梯一步一步展開。其實亦不然。如我們所習聞西洋史上“自由市民”一詞，正是對封建下不自由農民而說；上麵講那先取得參政權的第三階級，亦就是早得自由的他們。自從立憲之後，在法製上人民固享同等自由，沒有像限製選舉權之事。但實際上一個人能否當真享有其自由，還看其經濟條件知識程度等如何而定；並不因法律之規定平等而平等。經濟條件知識程度既恒視乎其階級地位而異，則自由因階級而有異，隨社會進步而逐步實現，其理易明。而更重要的，還有下麵一層道理。
自由是什麼？自由是國家（團體）與個人之間的界限；個人不得越出此界以妨礙團體（國家），團體不得侵入此限以妨礙個人。英儒穆勒所著OnLiberty（《論自由》）一書，嚴幾道先生譯為“群己權界論”正為此。然求國家與個人各得其平，實一理想境界；如何而得實現此理想，卻大成問題。蓋以個人對國家太渺小了，又安得有力量劃清此界而守之？沒有力量，隻空談以講理，是不行的。此時就需用階級了。原來國家亦隻是一名義。除對外有時表見全國力量外，當其對內實不能不以統治階級的力量為力量。西洋近代於舊統治階級外，既有資產階級興起，其經濟地位文化程度既足以申其自由之要求。更且他們非散漫之個人，而如前所說隨時可能聯合起來，共同應付他們的環境。假如其中一人被侮，其所屬團體便感受威脅而要反抗，其整個階級便為之不平而難坐視。以此階級與彼階級相抗衡之形勢，遂以保障了個人自由。倘若不是這樣，則如何而得有個人自由之保障，反不可想象。
從社會自然發展來看，非以階級作梯子不可能達於民主，既指陳如上。更妙的是蘇聯表麵作風大不相同，它有意地建造民主社會，仍舊少不得以階級作梯子。它必從乎無產階級立場，運用無產階級力量，借著無產階級專政，執行一大計劃而後乃得完成這一大工程。它不以資產階級為過渡，而以無產階級為過渡，隻是將階級原理掉轉來用而已。
錄自《民憲》（重慶版）
l卷3、4、5期，194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