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盧作孚先生所說的話，“因為農業民族的經濟單位，非常簡單，隻需要一個家庭；所以農業民族的社會生活，就是家庭生活”。像馮友蘭先生所說的話，“在未經產業革命底地方，無論是東方是西方，生產方法都是以家為本位；因而其社會製度道德標準，亦必以家庭為本，或從家庭倫理類推之”。如此一類底見解，顯然出於臆測，於事實都不大合底。
十二.基爾特製度
在上述鄉村各種作坊之外，十一世紀下半期有集中底工商業起來，漸發達於各都市間。這些工商業者，亦都是集團生活，直至十七八世紀乃先後解體，而為近代自由製度所替代。這在英語名為基爾特Guild，中譯為同業公會，或行會。它一麵為自願底組織，一麵有合法底權力。它一麵照顧消費者之公眾利益，一麵基於生產者自身的要求。內容詳情此不及述；但其幹涉之強，團結之固，從下列記載可以概見：
政府按照各不同職業來把工匠們組成諸集團，以實行其對都市工業的管理。每一團體有權利保持它所屬之某門職業給其會員。因此，本質上這是些特權底團體，建立在排他主義與保護政策之上。
雖然它所享有之自治權與其在政治上之勢力，各地方差異很大，但其經濟組織之基本性質，則全歐洲是一樣底。其基本目的是保護工匠不僅不受外麵的競爭，且使他們不受同行的競爭。它把都市市場絕對為自己工匠保持著，對外來商品封閉著，同時還監督不使同業底人用報害旁人而致富。於是逐漸發展出來，由許多極細密規則所構成底一套管理技術，對於一切會員都嚴格適用。例如：規定工作時間，售價與工資；禁止任何種廣告；決定每一作坊中所使用的工具及工人，及早指派人員來作精心詳細地檢查監督。任何人都不許使用較之別人生產更迅速與更廉價底方法，以致妨害別人。（中略）都市的嚴峻管理，使潦草從事底工藝為不可能，使工料中攙假亦一樣困難。對於欺詐或甚至無意之疏忽，亦施嚴懲。工匠不僅需服從市政人員常規統治，且需服從公眾之支配。市政人員有權在白天或夜晚來到他作坊檢查；為了使公眾便於監視，工匠必須在窗前工作。
業會幾恒預聞市政；其自身亦為一小政府，有選舉之職員，有自治之章程，有金庫，有裁決爭議之法庭。
還有一個佐證，見於甄克斯《社會通詮》：
所最怪者，則古商賈行社（基爾特）所有之執抵權利，行於中葉。假如有倫敦商，負白明罕商債，不以時遠。設於時，倫有他商在白明罕者，則執其貨以抵前負；以其同行社故。（見原書國家刑法權分第十一）。
這是說，如其你我兩家同在甲埠一個業會，我在乙埠欠他家債，你的貨物到乙埠卻會被他扣來作抵，視你我如一家。那麼，當時一個同業公會組織之密且強，事實豈不甚明。
十三.城市自主
古代希臘羅馬文化皆以城市為中心；近代文明更是著名底“都市文明”；隻有中古不是。但中古（自五世紀至十五世紀）後半期即十一世紀末期十二世紀初期，工商業和城市逐漸複興；便由此以過渡到近代了。
工商業和城市之複興，在色彩上，亦在事實上，為一種對中古封建文化之反攻，以至將其顛覆為止。這種反攻勢力之本身，便是“自由空氣”。如史家所說，工商家人多是從封土中逃出者或解放者；城市之興起，都是對封建諸侯之和平底或武力底反抗。其職業組織，便是基爾特；其地方組織，便是城市自治體。亦可以說，基爾特是一經濟組織，自主城市是籠罩於其上底政治組織。他們都是“自由人”，為一嶄新階級。但他們必須結成一強大團體，始得自存，始能反攻而達成其任務。
不過在團體上說，基爾特對內之幹涉較強，自主城市對外之抵抗較強。二者同為集團生活之好例，後者更為進步底團體生活之導源。
城市複興之初，各地莫不趨向自主（大抵皆先備城防，特設司法）。其後來成就則等差不齊。極盛時期，有些城市儼同一個獨立國家，有主權，有軍隊，對內施行統治，對外宣戰媾和。他們不獨講求內政，並且講求外交。據說今日國際間一些外交方式和技術，還是沿自那時底。臨末入於近代初期，各民族國家（英、法、德、意等）一個一個成立，許多城市先後並合在內，而保有一種地方自治。如日耳曼境內漢堡等三個都市，則遲至十九世紀初乃並入德國。
假若除去初興和臨末不論，中間至少約四百年，為這些數不清底城邦與封建諸侯相爭，又彼此間爭鋒之時。中古歐洲千餘年擾攘，其後半期當以此為有力因素。近代西洋人的國家意識及其愛國心情，首先就從這範圍較小而親切確實底地方，培養起來。特別是他們的政治能力（組織國家底能力）都在這裏養成。
十四.何謂集團生活
我們不惜詞費來敘述歐洲中世社會，意在對照出中國社會之缺乏集團生活，並指出社會演進上中國所循路線之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