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種鄉自治，除納錢糧外，幾與地方官府全無交涉（訟獄極少）。竊意國內具此規模者，尚所在多有。雖其間亦恒視得人與否為成績之等差；然大體蓋相去不遠。此蓋宗法社會蛻餘之遺影，以極自然底互助精神，作簡單合理之組織，其於中國全社會之生存及發度，益有極重大之關係。
不錯，是有極重大之關係：中國社會之生存發展得力於此，而短處亦在此。其社會生存無假外力統治，而自有秩序；其發展是自然之平麵發展。不知其所阻止；而非以侵略形成立體，前途或有所限者。短處在其自治隻能行之於小範圍（通常五百戶左右），到一千五百戶或一萬人口以上，怕就不行。日常生活之經營，仍各自為謀，團體作用止於在消極方麵為補充救濟；還說不到團體組織之積極地運用。這是未經過中古式集團鍛煉，亦未經近代產業發達後之文化增高，而萌露了近代式自治者。它不是真正底集團生活，亦非複人類古初之宗法社會，乃是我所謂“倫理本位底社會”——中國特有底一種社會。
十六.中國民族性的缺點
集體生活之於中國人，從宗教、政治、經濟各方麵來看，我們固不能否認其形跡之有；然其缺乏，是嚴重底。此其缺乏之嚴重，在民族品性NationalCharacteristics的缺點上充分見出。
一切優劣長短必藉比較而見。中國民族性的缺點，亦在其與西洋人發生比較競爭以後，大為顯露。在這些缺點中，最為人所嚴重指斥者，有如：
（一）不講公德、缺乏國家觀念、自私心重；
（二）缺乏紀律習慣、公共場所沒有秩序；
（三）缺乏組織能力，如一盤散沙；
（四）好徇人情，缺乏法治精神。
其實全是中國人過去缺乏集體生活鍛煉，自然應有底結果，毫無可怪之處。
試分別說之如次——
先以徇情與執法之不同來說。在大團體中一個辦公機關，應付眾人，處理百事，隻有訂出條文而拘守之，無論什麼人來一律看待。然後乃少費話，免糾紛，公事進行得快，而秩序以立，群情以安。其中雖不免忽略個別情形，而強不齊以為齊，竟致不洽情不中理者。卻是不如此，大事小事都將辦不走。法治之必要即在此。然而在家庭之間，就不然了。一家之中，老少、尊卑、男女、壯弱，其個別情形彰然在目；既無應付眾人之煩，正可就事論事，隨其所宜。更且以朝夕同處，一切隱微曲折彼此無不瞭然相喻，勢難抹殺不顧：而相親如骨肉，相需如手足，亦必求其細膩慰帖，乃得關係圓滿，生活順暢。此時無所用其法治，抑且非法所能治。雖不必名為徇情，而凡所斟酌卻莫非情致不同。
徇情底問題，是在大家族或家族中乃發生底。此因其一麵範圍漸大，人數漸眾，頗非隨便應付得了，漸有用法之必要；另一麵則親疏厚薄，其間自有差別，難於舍人情而專用法。中國人的生活，既一向欹重於家庭家族，至現在方且轉趨於超家庭家族底集團，“因親及親因友及友”其路仍熟，所以遇事總喜托人情。你若說“公事公辦”，他便說你“打官話”。法治不立，各圖僥幸，秩序紊亂，群情不安。當然就痛感到缺乏法治精神是民族品性一大缺點，而深為時論所詬病了。
次說缺乏組織能力底問題。此所謂組織能力，即指如何作團體一份子的能力：其要素為對於團體之牢韌底向心力，和耐煩商量著往前進行的精神。有人說“中國人不是自暴自棄，就是自尊自大：他或者不要發言權不要監督權乃至不要自由權，作一個順民亦可以，或者就是想要作皇帝底，乃至想給他皇帝以不作底”，此種情形，到處可見。例如近幾十年自有“有限責任股份公司”以來，往往都是極少底幾個人把持其事，多數股東不聞不問，聽受支配。能夠分到股息，心滿意足；虧損幹淨，自認晦氣。除非蓄意搗亂，鮮有考究內情查問賬目底。又如民國七八年以來各地的學生會，其中熱心高興底廢寢忘食，真可犧牲一切；但事情必須由他作主。假如他的主張行不去，他的意見沒人聽，馬上心灰意懶，好歹不問了。賭起氣來，鬧到分裂散夥亦可以；相持不下，將團體之事擺起來不進行亦可以。又如鄉鎮地方之事，由地方官以命令行之，大家聽從沒有話說；或一向由一二領袖作主，亦可行得通。若一旦地方官好意召集眾人，將某問題付之公議解決，往往就議論紛紜意見歧出，商量不到一處，事情反而辦不動。此時即再下命令，強製他們如何作，亦不願聽。總之，或者受人支配作一個順民，或者就作皇帝，要眾人都聽他的；互相商量大家合作，他卻不會。凡此種種，例證甚多。當其不耐煩商量合作，就暴露他對於團體沒有牢韌底向心力，所謂“一盤散沙”，所謂“沒有三人以上底團體，沒有五分鍾的熱氣”，即指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