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實存於各種關係之上，而家人父子乃其天然基本關係；故倫理首重家庭。父母總是最先有底，再則有兄弟姊妹。既長，則有夫婦，有子女；而宗族戚黨亦即由此而生。出來到社會上，於教學則有師徒，於經濟則有東夥，於政治則有君臣官民，遇事相助則有鄉鄰朋友。隨其年齡和生活之開展，而有其若近若遠四麵八方數不盡底關係。是關係，皆是倫理，皆有其情與義。然為表示彼此親切，加重其情與義，則於師，恒曰“師父”，而有“徒子徒孫”之說；於官，恒曰“父母官”，而有“子民”之說；於鄉鄰朋友，則互以伯叔兄弟相稱謂。舉整個社會各種關係，而一概家庭化之，務使其情益親，其義益重。由是乃使居此社會中者，每一個人對於其四麵八方底倫理關係，各負有相當義務；同時其四麵八方與之有倫理關係底人，亦各對他負有義務。全社會之人，不期而輾轉互相聯鎖起來，無形中成為一種組織。——我們所說“中國社會以倫理為組織”，即指此。
大抵社會組織，首在經濟上表著出來。近代西洋所以為個人本位底社會者，即因其視財產同於身體，一樣地為個人所有之一種自由。反之，社會主義者所求底社會本位底社會，便是以土地和一切生產手段統歸社會所有。倫理本位底社會於此，兩無所似。
倫理社會中，夫婦、父子情如一體，財產是不分底。有時祖父在堂，則祖孫亦不分；父母在堂，則兄弟等亦不分。分則視為背理。——是曰共財之義。不過倫理感情是有等差底，而生活以分居為便，故財不能終共。於是在兄弟之間或近支親族間，便有分財之義。最初是在分居時分財，分居後富者時或再度分財於貧者。親戚朋友，彼此間有無相通，是曰通財之義。通財，在原則上是要償還底：蓋其分際又自不同。遇到某一種機會，施財亦是一種義務；則大概是倫理上關係最寬泛底了。要之，在經濟上皆彼此顧恤，互相負責，有不然者，群指目以為不義。此外如許多祭田、義莊、義學等，為宗族間共有財產；大都是作救濟孤寡貧乏和輔助教育之用。這是從倫理負責觀念上產生出來底一種設備，與集體生活相似而不同。
然而我們可以看出這種社會經濟生活，卻隱然有似一種共產。不過其相與為共底，視其倫理關係之親疏厚薄為準：愈親厚，愈要共，以次遞減。同時，亦要看這財產之大小：財產愈大，將愈為多數人之所共。蓋無力負擔，人亦相諒；既有力量，義務隨之而寬。此所以諺有“蛇大窟亦大”之語。又雲“有三家窮親戚，不算富；有三家闊親戚，不算窮”。然則其財產不獨非個人有，非社會有，抑亦非一家庭所有；而是看作凡在倫理關係中都有份底了。謂之“倫理本位底社會”，誰曰不宜。
隨此看重倫理情誼而有之結果，便是以財產為享用之物，而缺乏更以增殖財產之資本觀念。它類近於社會主義之消費本位底經濟，而不趨向於生產本位底資本主義之路。這在人生態度上，對照近代西洋人可算導中國人於比較正確之路。但中國或因經濟上不走向資本主義，而技術上亦就總不發生產業革命者，其故未始不在此。那卻是一件可惜底事。
比國君為大宗子，稱地方官為父母，視一國如一大家庭。但知有君臣、官民相互間之倫理的義務，而不認識國民與國家之團體關係。一般國家之階級統治，亦由此隱晦或消融。——這是倫理社會給予政治的影響和變化。中國自古有“以孝治天下”之說，殆為西洋人所難於理解。其實這與近代西洋人所信“從人人之開明底利己心，就使社會福利自然增進不已”者，正好相比。它是說：從人人之孝弟於其家庭，就使天下自然得其治理；所以為君上者，莫若率天下以孝。福利與進步，為西洋政治要求所在；而倫理關係都各自作到好處（所謂父父子子），大家相安相保，則是中國政治之理想。這兩者雖不同，然其都取放任而不主幹涉則相近。西洋近世由此大演其自由競爭，創造了燦爛底物質文明：中國亦由此果然度了二十年所謂“安息於地上”之生活。——此可以見其不但整個政治組織納於倫理關係中，抑且其政治上之理想與途術，亦無不出於倫理歸於倫理者。
中國人似從倫理生活中，深深嚐得人生趣味。像孟子所說：
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朱注：“樂則生矣”，謂事親從兄之意油然自生，如草木之有生意。既有生意，則其暢茂條達自有不可遏者；所謂“惡可已”也。其又盛，則至於“手舞足蹈”而不自知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