漱石所經曆的是明治維新後很多知識分子共同走過的路，但他有自己的曲折的生活曆程，這就使他認識了很多知識分子沒有認識到的事物。
一九一一年，夏目漱石在和歌山市發表以《現代日本的開化》為題的演說。認為日本走上資本主義的“開化”，和歐洲是不同的。歐洲的開化是“內發的”，它經由幾百年的積累，“如行雲流水是自然發展的”。日本的開化卻是“外發的”，是“在與外國接觸”過程中被迫轉化的。文化也是在大受刺激下急劇轉變的。因為外來文化消融存在問題，土壤和根底均不相同，從而“失去自己本位的能力”，就必然引起“國民的某種空虛感”，也會出現“不滿與不安”，發生“神經衰弱”病症。為了不患“神經衰弱”，“隻能向內發的方向發展”，這是“苦惱的真實”。
從上述演說不難看出，漱石對明治維新改革的不徹底性是有清醒的認識的。他在一九○六年寫作的《片斷》中也說：“當知道開化的無價值，就是厭世觀的開始。”進一步發展，就會成為“真正的厭世文學”。
這裏特別引人注意的，是“厭世”的觀點。“厭世”、“苦惱”、“鬱憤”是漱石常用的詞彙，也是他的世界觀和創作觀。如他說：“不描寫煩惱稱不上是文學”，還說：“在現在不得神經衰弱的人，大多數是有錢的魯鈍之徒和沒有教養的無良心之徒”。一九○六年他在致高濱虛子的信裏說，他創作《貓》等，即是在“傾訴”自己的鬱悶和忿懣。
漱石在留學英國時寫作的《片斷》裏還說：“有錢的人多數幹的是無學無知的鄙劣之事”，“其結果是使沒有教養、不足年齡、沒有德義的人進入士大夫社會。”作家對資產階級是厭惡的。在一九○五年前後，即寫作《我是貓》的那個時刻，作家在《片斷》中寫道：“汝所見者為利害之世。我所立者為理否之世。汝所見者為現象之世。我所視者為實相之世。人爵——天爵。榮枯——正邪。得失——蓋惡。”
一九○二年當日本人為日英同盟締結，日本躋身列強而歡呼時，漱石卻以冷淡的麵孔對待。他在致中根重一信中說：“今天歐洲文明失敗的原因，就是極為懸殊的貧富差別。”這導致“革命的必然性”，“卡爾-馬克思的所論”是“理所當然的事”。
漱石清楚地看出資本主義的不可克服的矛盾，而日本的矛盾則尤使他生厭和悲觀。《我是貓》所針對的正是明治維新後的“金權社會”的矛盾及維新的不徹底性，即“利害”、“正邪”、“善惡”、“不安”、“空虛”等。作家是明治精神文明的最深刻的揭發者與批判者，他使用的手法是“描”的嘲諷和評斷。其辛辣和深刻性，迅即引起世人的感歎和興味。
漱石和絕大多數資產階級作家一樣，看不到擺脫這一矛盾的出路，無法指明克服維新不徹底性的辦法。他隻能是鬱悶與憤懣而已。他也力圖尋找擺脫矛盾的方法，那就是推進“內發的”變化。不過，漱石所說的日本的“內發”，與歐洲也不同。他認為歐洲的文明也是失敗的，日本自然不應該再走這條路。日本的另一條路，就是他後來提出的“則天去私”。這是一種東方的宗教觀與社會觀。在《貓》中，鈴木藤十郎的“狂”、甘木醫生的“死”和八木獨仙的“信”都演繹著“則天去私”的觀點。漱石雖然也嘲諷獨仙的東方的“自然法”的修養，而最終他也隻能在精神信仰上尋求解脫。
形形色色的資產階級哲學，都是以個人主義為基礎的。漱石信仰的也是個人主義。“則天去私”的宗教解脫是和個人主義相結合的。一九一四年，漱石在學習院輔仁會發表題為《我的個人主義》的講演時說，“權力的威壓”、“金錢的誘惑”會導致危險的後果，與人的個性也是矛盾的。一個人首先要“發展個性”、“尊重個性”，“我毫無忌憚地公開說，我是個人主義”。作家認為個人主義以“自己本位”立足，和“國家主義”不是背反的，隻是國家間的道義不如個人道義。他主張“以個人幸福為基礎的個人主義，其內容當然是個人的自由。但是，各個人享有的自由是順從國家安危的，就像寒暑表的升降一樣。”在這裏不難看出漱石資產階級國家觀的局限性。
上述對夏目漱石在二十世紀初年精神危機狀態的了解和對其社會觀、世界觀的認識，是打開《我是貓》的門戶的鑰匙。有了這把鑰匙，漱石的全部作品都可以打開。
《貓》的譯者於雷，是我熟悉的作家、詩人、編審，也是日本文學翻譯家。我們在東北解放戰爭**同度過了那些值得懷念的戰鬥時日。現在他要我為《貓》寫序，我高興地答應了他。是為序。
呂元明——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