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年夏天梅雨初晴的一天，一隻生下不久的小貓迷路走進夏目漱石的家。翌年一月發表的《我是貓》就是以這隻小貓為模特的。漱石大概也沒料到這竟成了他的處女作。
一九○五年，漱石三十八歲。作為初出道的作家來說，可以說是大器晚成。在這之前，他隻零碎寫過俳句，也沒有形成風格。漱石四十九歲病逝，生命不長，創作經曆更短，前後不過十年。漱石又是一個很有特性、怪癖的人，創作一直處於緊張狀態。
一般說，作家寫一篇長篇小說之前，要有構思的過程，有的甚至還有個小說提綱，不能什麼準備也沒有。說來奇特，《我是貓》成為長篇小說，卻是另一種情況。
漱石是正岡子規“寫生文”的崇拜者。子規死後，《杜鵑》雜誌由高濱虛子主持。一九○四年十二月在《杜鵑》同人組織的“山會”上，他朗讀了《我是貓》，頗得好評。《杜鵑》雜誌載於新年號，立即引起廣泛反響。“在下是貓。還沒名沒姓。”以演說姿態開始的這句話，後來成為文壇的名句。“我”的原文為“吾輩”，後來成為小說的題名。“吾輩”、“餘輩”、“我輩”在初次發表的正文中是混用的，強調用貓的眼睛觀察人類和人類社會，帶有嘲諷的意味。因為它生來不久就被書生扔掉，凍餓不堪，命運是不幸的。後為長著兩撇胡須的教師苦沙彌收養，所見的知識分子也都值得冷嘲熱諷。《貓》本來隻想發表一期即告結束，但它的成功極大地鼓舞了夏目漱石。他進一步讓貓觀察下去，二月號《杜鵑》發表了續篇，四月號發表第三篇，一九○六年八月號完成最後一章節第十一篇。小說在發表過程中就出版了單行本上編，完成時出版了中編和下編。小說的十一篇是在第一篇完成後逐慚構思的，沒有嚴格的情節演進過程，既像抒情的“寫生文”，又像結構鬆散的小說。作者後來說，它“沒有題旨，沒有結構，像無頭無尾的海參似的。”
這是一篇在特殊條件下創作的特殊結構的小說。
極度鬱憤是小說形成的條件，也是作家創作的動力。
一九○三年由英國回到東京後的幾年，是漱石一生中精神最緊張、最鬱悶的一段時間。
回國後，作家和妻子鏡子的關係更惡化了。漱石在夫妻關係上思想陳舊，要求妻子以他為絕對權威。而她的妻子精神卻又不正常。結婚第二年鏡子曾想投河自殺，漱石作俳句：“病妻室內燈昏暗，苦熬晚暮度秋天。”可以想見，一八**年的秋季，鏡子的精神病已經很嚴重。漱石留英期間，曾給鏡子寫信，傾訴自己很孤獨，責怪妻子不寫信。不久他患了嚴重神經衰弱症，一時傳說他瘋了。文部省曾有“夏目漱石精神失常”、護送回國的電文。回國後，漱石常為神經衰弱而苦惱，常常做出越軌的行動。夫妻間的關係也越來越緊張。他無緣無故打幾歲的小孩子，一件小事也大發脾氣。一次四歲長女將一枚硬幣放在火盆邊，漱石頭腦裏顯現出他在倫敦時一枚硬幣引起的不快，動手打了女兒。妻子懷疑他有精神病，請醫生做過診斷。漱石的急躁、憤怒和越軌，反映了他對鏡子的期望破滅。
回國後，漱石在東京帝國大學任講師，工作亦不順利。“英國文學概說”前任教授小泉八雲深受學生的歡迎，漱石接課後不為學生所容，後講“文學論”，同樣不受歡迎。他情緒低落，經常悶在講師工作室裏，絕少出門。碰上好天氣，才在工作室近處的不忍池邊度過。他一度想要辭職，所掙的工資也難以支撐沉重的家庭負擔。
陰鬱、憤懣、神經質等，必然對其處女作產生深刻的影響。漱石後來說：“我對這種神經衰弱和瘋狂深表感謝之意。”可見，神經最緊張的日子也是作家走向創作繁榮的時刻。
這絕不意味著《貓》的創作失掉了理性。而是說，《貓》的創作實踐確實和作家的精神係統的病狂聯係在一起。特別值得注意的，就是作家用貓眼看人生與社會，其中充滿離奇的想象。但它不是顛狂的瘋人語，而在精神重壓之下的憤懣的傾述，那境界遠遠高於世上哲理大家。
為了說明這一問題，我們不妨看看漱石的生活與思想經曆。作家生於一八六七年，第二年便發生了明治維新，封建幕府垮台，資本主義製度確立起來。父親是江戶（今東京）奉行所直轄的名主，世道雖然變了，但仍擁有權勢和財產。母親是商家的女兒，作為後妻已生育四男一女。漱石初名金之助，不知為什麼，父親就是不喜歡，每晚放在另家夜店的籃子裏，姐姐發現將他抱回家。九個月後送鹽原昌之助為養子。鹽原也是名主，明治維新廢除這官位後，遷居到江戶享樂商業區的淺草。九歲時因養父母離婚，漱石重歸自家。十四歲他最戀慕的生母病死。少年學過漢學，後學英語。十七歲離家獨立生活，考入大學預備門預科（今東京一高前身）。其間，生父與養父為漱石的戶籍問題，爭執不下，使他苦惱不堪。後來在小說《道草》中說：“不論從生父看，還是從養父看，他不是人，而是物品。”最終，生父付出賠償，方告結束。在東京第一高等學校學習期間，與同級的正岡子規相識。一**○年進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學英文科，並獲文部省貸費生資格。一**三年畢業後入大學院，卻對英國文學產生懷疑，對禪宗發生濃厚興趣。一**六年與貴族院書記長女鏡子結婚，其間曾先後任四國鬆山市鬆山中學、熊本第五高等學校教員。一九○○年留學英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