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能從現代日本身上，看到社會創新及其重要性的有趣例子。
日本自1867年向現代世界開放門戶以來，盡管它在1894年和1905年先後打敗了中國和俄國，盡管發生了珍珠港事件，盡管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它一躍成為超級經濟強國，成為國際市場中最難對付的競爭對手，但它還是一直受到西方人士的低估。造成這種現象的最主要原因，可能是人們普遍認為創新必須與“實物”有關，必須以科技為基礎。於是，日本人被公認為並非創新者，而是模仿者（不僅西方人這樣認為，日本人自己也這樣認為）。因為就整體而言，日本人並沒有產生令人矚目的技術或科學創新，他們的成功源於社會創新。
自1867年日本開始實行明治維新以來，日本人極不情願地向世界敞開了它的國門。此舉完全是為了避免重蹈印度與19世紀中國所遭受的命運。當時，這兩個國家都被西方國家征服、殖民且西化。日本的基本目標則是，以純粹柔道的方式，運用西方的武器將西方人抵禦在國門之外，以此來保持日本的傳統。
這意味著社會創新遠比蒸汽火車頭或電報更重要。而且，從學校、大學、公職部門、銀行以及勞資關係等機構的發展，我們可以看出，社會創新的實現遠比製造火車頭和發明電報要困難得多。一個可以將火車車箱從倫敦拖到利物浦的火車頭，不需加以調整或改變，就可以將火車從東京拖到大阪。但是，日本的社會體製必須是純粹“日本式”的，而且必須非常“現代化”。它們必須由日本人經營，同時又必須適應高度技術性的西方經濟體係。科技能夠以較低的成本從國外引進，並且不會帶來多少文化風險；而體製相反卻需要有文化的基底才能茁壯成長。100年以前，日本人經過慎重考慮，決定將他們的資源投注於社會創新，而對技術創新加以模仿、引進並改造，結果他們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功。事實上，即使是現在，這一政策依然很適合他們。如同在第17章將要談到的，盡管人們有時半開玩笑地稱其為“創造性模仿”，但這其實是一種備受推崇，而且往往是非常奏效的企業家戰略。
即使日本人現在必須超越簡單模仿的階段，不僅僅是引進和適應他人的技術，還要學會實施真正的技術自主創新，但需要謹慎的是，不應低估他們的能力。科學研究本身就是相當新的“社會創新”。曆史告訴我們，隻要形勢需要，日本人就會表現出巨大的社會創新能力。最重要的是，他們已經向世人展現出他們具有超凡的運用企業家戰略的能力。
因此，“創新”是一個經濟或社會術語，而非科技術語。我們可以用薩伊定義企業家精神的方式來對它下一個定義：創新就是改變資源的產出。或者，我們可以按照現代經濟學家的習慣，用需求術語而非供給術語對它加以定義：創新就是通過改變產品和服務，為客戶提供價值和滿意度。
我認為，上述兩種定義究竟哪一個更合適，應該根據具體情況而定，而不能根據理論生搬硬套。鋼鐵廠從一體化的綜合煉鋼廠轉變成“迷你鋼鐵廠”（這種工廠以碎鋼為原料，而不是鐵礦石；生產出來的是最終產品，如橫梁和連杆，而不是需要再加工的粗鋼），用供給術語加以描述和分析最為合適。盡管二者的最終產品、最終用途以及客戶都沒有改變，但“迷你鋼鐵廠”的成本卻大幅度降低了。同樣，供給定義可能也適用於解釋集裝箱的發明。雖然錄音帶或錄像帶也都同屬於技術創新，可能其中的技術含量並不比鋼鐵製造高，但是，用消費者價值和滿意度來對它們加以描述和分析則更加合適。此外，像亨利·盧斯（Henry Luce）（亨利·盧斯（1898-1967），20世紀美國新聞史上的巨頭。他作為最偉大的發行人名載史冊，與此同時，人們奉送他的稱號還有：“教育家”、“宣傳家”、“虔誠的基督教徒”、“意識形態專家”、“西方理論家”、“保守人士”……《美國新聞百科全書》稱讚盧斯是“真正的知識分子”，“他的《時代》周刊所創造的詞語已成為當今美國英語的一部分”。芝加哥大學前校長赫欽斯說“他的雜誌的影響力遠遠超過整個美國教育製度的總和”。亨利·盧斯一生都在從事新聞出版工作，他留給世界最大的財富就是對雜誌新聞事業的革命。他首創新聞雜誌的形式，創辦了《時代》周刊、《生活》周刊、《財富》等著名刊物，30歲成為美國百萬富翁，進入上流社會。美國雜誌品牌的經營與延伸，對創意的推崇，對人力資源的重視等雜誌經營理念都是由他而始的。他成立了當時美國最大的雜誌出版公司——時代公司，這一公司的主體後來輾轉成為當今全球最大的傳媒集團“美國在線時代華納”。——譯者注）於20世紀20年代創辦的《時代》（Time）、《生活》（Life）和《財富》（Fortune）等新聞雜誌，以及20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創建的貨幣市場基金等，這些社會創新也同樣適合用這個定義加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