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你在大學還好嗎？買飯的時候，別總去得那麼遲，早一點兒去，可以買到熱一些、可口一些的飯菜。
第12節行善的理由
單位號召大家為災區捐款，同事老陳捐了二百元，工作人員便按照規定將他的名字和捐款數額記錄了下來。老陳問：“你們記這個幹嘛？是不是還要公布啊？”對方回答道：“是。”老陳於是說：“那就請再退給我一百元吧，我隻能捐一百元了。”工作人員不解地說：“公布出來是為了讓您覺得光彩啊！您怎麼反倒少捐了呢？”老陳說：“越是公布我就越得少捐啊！你看，我們主任才捐了一百元，我捐二百元，這不是不懂事嗎？我拿那多捐的一百元買主任的冷臉子、白眼子，多不劃算啊！”
我認識一位學者，他拋出過這樣一種著名論調：“我比誰都想捐款！但是，在我沒有搞清楚兩個問題之前，我不能貿然捐款。第一個問題是：誰能保證我的善款在送達使用者手中之前不會被‘抽條’？第二個問題是：誰能保證使用我的善款的人真的配用我的善款？在這兩個問題得不到讓我滿意的答複之前，我要求保留不捐款的權利。”
有一個公眾人物，突然宣布將自己的幾千萬存款全部捐獻給“希望工程”。人們在驚訝之餘，也發出了各種聲音。最能代表大眾傾向的一種聲音便是：“這家夥一定做了虧心事！他的錢肯定不是正路上來的！他捐出這些錢絕對是在贖罪！在作秀！在嘩眾取寵！”
……有一萬個理由可以讓我們少捐款或不捐款。有一萬個理由可以讓我們對慷慨解囊者百般猜測、百般奚落。
然而，隻有一個理由，讓我們掏出了錢。
廣州有一家企業，設立了“大學生助學金”。這個企業是慷慨的，每年拿出一百萬元資助那些寒門學子。但是，這種資助是有條件的，每一個受助者都要與企業簽定《道義契約》，承諾在經濟條件許可的情況下返還助學金，強令今日的“受助者”成為明日的“助困者”。結果是令人欣慰的，第一批受助學生畢業後，半個月間就有二十一人向企業返還了一萬六千四百五十元。
我將這個案例講給幾個朋友聽，他們聽後激烈地爭論了起來。
一方說，行善就是要有條件！無條件的行善很可能是養懶與縱惡。我們可以列舉出一大串冷酷無情的受助人名單，他們連給資助人寫一封感恩信都懶得去做，傷透了行善者的心！所以，當感恩沒有成為一種習慣的時候，用“契約”來約束行為不失為一種好辦法！
另一方卻說，行善卻要講條件，這本身就是一種諷刺！受助者得到的金錢是有數的，受助者返還的金錢也必定是有數的，但是，慈善精神是難以量化的。當受助者被責令返還夠了一定數額的金錢，他一定會覺得他和資助方徹底清算了，他會以為他再也不欠別人什麼了。請問，我們還怎樣期待他懷著一顆感恩之心去虔誠地傳遞那愛與善？
看到過這樣一個統計數字：中國和美國人均收入相差三十八倍，而人均慈善捐款卻相差七千三百多倍。如果沒有一個強大的理由阻止上述爭論繼續下去，那麼，我們就將悲哀地看到那個龐大的數字變得更加龐大。
有個同事，拿著一張報紙給我看上麵的攝影版。
那是一組照片。拍攝的是北京一個叫“亮子”的人為贛州貧困地區捐了一件從沒有穿過的漂亮毛衣，這件毛衣被打了包，裝上了火車，運到了贛州，分到了一個姓賴的鄉村教師手中，賴老師穿上它走進了課堂，帶勁地給學生們講起了“拋物線”。
同事說：“不知你怎麼看這件事，反正我覺得這組照片不咋樣。你想，這千裏追蹤愛心毛衣，成本得有多高啊！還不如把那高額成本拿出來，獻一份愛心給贛州人民呢！”
我說：“我不這麼認為。我十分喜愛這組照片！如果你同意的話，我願意收藏你這張報紙。這組照片，首先是讓亮子感到了巨大的幸福，他知曉了自己捐出的毛衣穿在了一個什麼樣的人身上，那來自鄉村課堂上的溫暖會讓他倍感欣慰；其次，這組照片讓賴老師感到了巨大的幸福，領受他人的愛心，並且讓學生們知道這件漂亮毛衣的不尋常的來路，這會讓賴老師的心在感動中蘊蓄起無限的力量；更重要的一點在於，這組照片，把千萬件捐贈物品所走過的愛的曆程打開了給人看，讓每一個捐贈者和每一個受贈者都在這裏麵驚喜地發現了自己，也讓那些還不曾行動起來的人找到了行動的理由。所以，我以為，這組照片所產生的效益，遠遠超過了它的成本……”
關於行善，特蕾莎修女給出過這樣一個發人深省的定義：“說到底，那是你和上帝之間的事，而決不是你和他人之間的事。”
英國人給我上的“食品課”
前不久，我和兩位校長應邀到英國的“Robert Clack School”
做“影子校長”。我們在“Robert Clack School”逗留了一周的時間，印象最深的當屬學校給我們上的“食品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