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是否會超出它所聲稱的國家安全的考慮呢？它早先的做法好像並不是那麼鼓舞人心。而歐盟委員會也正在對主權財富基金實施遠比美國嚴格的限製性措施。有些人認為，這是歐盟當權派利用這個機會以增加對金融市場的控製能力。
然而，西方對主權財富基金的政治焦慮不會無緣無故地就消失。畢竟，中國、印度和產油國控製了全世界大部分的過剩儲蓄。到最後，比如說，如果克格勃控製的俄羅斯政府或者中國政府要購買微軟、Google……或波音10%~15%的公司股權，並且還要尋求這些公司董事會中的席位，或者要探尋公司發展的私密信息，那麼美國人是不是能大大方方地允許呢？如果不能，那麼俄羅斯、中國和沙特###政府對西方國家在它們經濟體中的投資會做出什麼反應呢？如果要在全球市場的自由企業與政府投資的戰略決斷之間劃一條分界線，那麼這條分界線在哪裏呢？
在最近一次的歐洲商務旅行中，我與歐洲一家主要中央銀行的行長進行了會麵，他告訴我他最近到上海訪問的一些情況。中國政府給他們提供了城市旅遊服務，帶領他們驅車35分鍾來到了上海郊外的一座小城鎮，這是一座新建城鎮，可到處都是空蕩蕩的辦公樓。這位歐洲官員向接待人員表達了疑惑：“這些大樓太壯觀了，但裏麵卻沒有人辦公。這是為什麼呢？”接待人員回答說：“這些辦公大樓不可能永遠空著。很快，這裏就會進駐我們政府新的海外投資機構。”這位行長說：“我知道中國政府現在正在調整中央銀行的儲備策略，也就是說這些儲備資金已經不再僅僅發揮儲備功能了，而是躍躍欲試地向全球投資。”中國接待方則回答道：“是有點這種趨向。”他的這種肯定回答實際上也引出了一個問題—世界上的發達經濟體有沒有一種有效的策略來應對不斷增長的流動性投資呢？
然而，更加混亂的是，到目前為止，大多數的主權財富基金都傾向於對西方企業進行被動、非杠杆化、長期性的投資。也就是說，到現在為止，它們是在市場不景氣的時候最有可能在最後時刻退出的投資。在下一章，我將探討在今天被稱為對衝基金的流動投資。在全球經濟大規模衰退的情況下就有可能出現下麵的狀況：當大型主權財富基金與工業化世界的中央銀行攜起手來，以應對工業化世界市場之中彌漫的對投資的悲觀情緒時，對衝基金卻在做空全球經濟，或者逼迫全球經濟把賭注都壓在它們上麵。一些小型的、獨立性更強的主權財富基金會讓市場更加混亂，因為它們可以通過在全球交易中聚集起來的私人對衝基金投資而做空市場。
在這種背景影響下，今天的世界好像正在從經濟全球化的裏根–克林頓模式和毫不受約束的自由市場機製轉變到19世紀的全球化模式的複興—一個新的重商主義時代，在這個時代裏到處充滿著基於政府控製的政治議程和資本變動的秘密協定、秘密交易和緊張狀況。最近幾十年裏發軔於工業化國家的那種善意的G7政策協調機製也漸趨式微。而盎格魯–撒克遜世界所謂的自由資本市場也處於圍攻、夾擊之中，頹廢之勢日顯。最終的結果是，全球金融市場正在呈現迅速瓦解、迅速崩潰的趨勢。
今天，世界在金融領域正在進行著一場重量級的重構。美國—這個曾經以透明度、法製規則、良好的政治環境，以及所有的促進經濟增長的因素打造出來的信用“堡壘”，正在被全世界一些持有懷疑態度的人審視著。當其他國家已經開始效仿美國提高生產力的方式並且成為全球投資市場的新寵兒的時候，美國卻發現自己處在了不穩定的狀態之中。結果，全球金融活動的中心開始逐漸從美國這個金融的核心重鎮偏移—這一點與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英國的處境竟然極其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