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投資的數額，以及投資的性質和目標。
巴迪安和哈林頓指出，這種官僚政治式的做###產生一種嚴重的保護主義傾向。現在看來，對外國投資的阻礙，尤其是在有戰略意義的經濟部門，正在迅速上升。當然，對“戰略意義”的界定也已經深受官僚政治的影響。在某種程度上，如果需要的話，一個國家大多數的經濟行動都可以界定為“具有重要的戰略性意義”。
更加複雜的問題是，私有和政府所有的限製性界線已經日趨模糊。我曾經與一隻主權財富基金的高級決策人探討過，他就對別人把他看做政府的政治工具非常氣憤。他的主要觀點是：“作為金融行業的專業人士，我們成功的標誌是，我們管理的主權財富基金獲得了良好的投資回報，而不是其他的東西。”還有一個複雜的問題是，並不是所有的主權財富基金的地位都是平等的。有一些主權財富基金就是政府的附屬物，而其他則是專注於投資收益的真正的投資實體，它們才是穩定和增強世界經濟的助推劑。
後一種主權財富基金中的大多數都采取“買入並持有”的策略。作為長期投資者，它們會首先選擇在一種資產價格下降時把資金投向市場。然而，其他主權財富基金之所以存在，是因為它們想為自己幕後的國家獲取戰略性收益。
以上這些雖然聽上去不是那麼讓人歡欣鼓舞，但重要的一點是，不要忘記美國在過去25年前所未有的財富創造和貧困人口減少的進程中，從自由流動的全球資本體係中所獲得的收益。而且，麥肯錫全球學會預計，僅石油出口國和亞洲各中央銀行的投資（通過購買美國政府債券）已經使美國的長期利率降低了75個基點。這種債券投資和其他形式的投資在將來還有可能增長。另外，除了由主權財富基金所帶來的戰略考慮的複雜性之外，來自於上百個經濟體的數以百萬的“善意”國外投資者都把美國看做是既相當安全，又可獲得良好投資收益的優良港灣，這也導致了他們最終的投資選擇。
在過去25年的金融全球化時期，美國出現不景氣的時間僅僅占到5%。而在以前沒有實現金融全球化的25年時間裏，美國經濟處於蕭條狀況的時間占到22%。盡管對財富分配的不均衡抱有很多不滿，但美國人對這種新的金融體係下繁榮的股票市場和低利率還是有極大熱情的，然而，如果由於對經濟發展的未來喪失信心而導致經濟衰退，則情況就會發生改變。當然，美國人也能很快明白，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因為其他國家都在借助全球化的力量來增加財富。
在麵對全球金融權力已經轉移的事實之後，華盛頓的政治領導人卻像是天真的傻子。他們在大部分時間裏仍舊我行我素，就好像全球金融體係根本不存在一樣。但政治領導人有時也會發表一些危言聳聽的言論，他們認為，世界上一些非###國家的經濟體無法（或不願）遵從正常的金融秩序，美國在這時候就應該保留從這個秩序中走出來的可能性。但由於美國並沒有經曆過非常高的長期利率和飆升的失業率的負麵影響，再加上美國公司的製約作用，因此，美國並沒有選擇從這個秩序中走出來。
美國政治領導人沒有意識到，他們在這個流動著巨額資金的奇怪的新世界中隻有一個選擇。重複一下，那就是：使美國成為全球資本最歡迎的長期投資目的地。這就意味著美國要保持過去25年中支持企業發展的資本主義模式。同時，這也意味著建立一種新的金融秩序以促進公眾對全球金融體係的普遍信任。但今天，我們的政治候選人卻排斥這一發展模式，因為當前他們對民粹主義的反對企業過度發展的政治信條一直頂禮膜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