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行政控製和政府法令，試圖去管理由複雜的經濟和金融體係帶來的結果。
全球金融市場麵臨諸多不確定性—從中國脆弱的銀行體係，再到萎縮的中央銀行—而政治變化是最難以預測的。全球化和開放資本市場都始於政治，是對20世紀70年代經濟滯脹的一個解答。全球化在21世紀的存亡問題同樣最終將取決於選民在政治上是否會因為其帶來的巨大利益而能夠接受其缺點。但這種接受似乎越來越令人懷疑。
如今的全球資本海洋仍在不斷衡量政治風險。因為創業資本流動性和前瞻性很強，當有跡象顯示出現哪怕“潛在”的消極變化時，它都會衝出國界，將金融恐慌的殘骸留在身後。這些消極變化跡象包括階層鬥爭（政治家挑起某一收入階層同另一收入階層之間的鬥爭）、過度的政府幹預（包括貿易保護主義），以及其他目的良好但可能適得其反的財政和監管變化。如今的世界變成了彎曲的，正是因為政治界和金融市場之間越來越缺乏了解。美國尤其如此。美國似乎正在醞釀一次地震式的政治變化，可能會使其拋棄自由貿易和開放的資本市場。
我將會提供一個關於全球化政治的理論，這聽起來可能有些奇怪。我的論點是在過去的25年間，兩黨觀點相對一致，就支持自由貿易和開放的金融市場達成了共識。在這一時期，全球化並不是一個共和黨或者###黨現象。實際上，###黨的比爾·克林頓同共和黨的羅納德·裏根的經濟決策並沒有很大差別。
事實是比爾·克林頓甚至比羅納德·裏根更支持自由貿易。克林頓成為了全球化和開放金融市場的擁護者。他是近25年驚人的經濟繁榮和全球減貧的帶頭參與者。為了打破20世紀70年代的經濟停滯，裏根和克林頓都把全球化當做了一件有缺陷但是至關重要的工具。年輕的比爾·克林頓在70年代成年，所以他對那一時期的經濟幻滅感受很深。裏根出生於1911年，所以他是在大蕭條期間成年的。因此某種意義上，一入主白宮，兩人就都認識到了問題的緊迫性和偉大的全球化浪潮的機會。如今的問題是：當全球金融市場參與者充分意識到這一非凡的政策共識時期正遭受終結的風險時，會造成什麼樣的後果？
如今，美國的兩黨正迅速背離克林頓所擁護的親全球化政策。最近金融市場的動蕩和美元的疲軟很顯然不僅來自於次貸相關的信貸不確定性，也來自於美國政治走向的不確定性。美國政治家越來越熱衷於對資本構成、企業家主導權和財富創造進行民粹性攻擊，這更加深了這些恐懼。
政治化的全球化帶來了如下問題。到目前為止，世界金融市場對美國金融資產（包括股票）的定價相對較高。這是基於對自由貿易、開放資本市場以及長期強勁增長問題的裏根–克林頓模式將會大體保持完整的樂觀假設。但現在似乎正出現一個嶄新的政治世界，這個新世界有新的規定和變化的政策，並且對自由開放的資本和貿易不再耐心十足。最緊迫的問題是：近幾年，市場將如何給政治環境變化的性質重新定價？恐慌的氛圍會不會導致強勢下調金融資產的定價？不明智的政治變化對金融市場的威脅是確實存在的。從政治的角度說，如今人們更加相信金融界已經進入了未知的政治水域。
我知道談論全球經濟時，將克林頓和裏根聯係起來可能聽起來有些奇怪，但是事實並非如此。在過去的幾十年間，他們都是國際舞台上的全球化經濟金融改革演出團的成員。其他改革者包括印度的納拉辛哈·拉奧、中國的鄧小平、歐洲的雅克·德洛爾、英國的瑪格麗特·撒切爾、新西蘭的羅傑·道格拉斯以及巴西的費爾南多·恩裏克·卡多佐。某些分析家在這一德高望重的群體中還加上了法國前社會黨總理萊昂內爾·若斯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