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大概的感覺”〔第68，69頁〕。
“真正的語言文獻學家把曆史學理解為文物箱。哪裏沒有可觸的東西，這些先生們就從不涉足，——唯有一脈相通的靈犀才能把我們導向那裏。他們在骨子裏是些自然科學家；而且因為缺乏實驗，他們更變成了懷疑論者。我們得遠避所有那些無用的材料，例如關於柏拉圖曾多少次到過大希臘或敘拉古之類。那裏沒什麼有生命的東西。我現在已用批判的眼光透視了這種外在的姿態，它最終歸結為一個大間號，而在荷馬、柏拉圖、新約的偉大實在麵前黯然失色。一切實際上實在的東西，如果被當作物自身來考察，如果離開了體驗，就都會變成幻象”〔第61頁〕。“這些科學家們和時間的威勢相對峙，一如精致的法國社會和當時的革命運動相對峙。兩下都是形式主義，對形式的崇拜。對關係的種種規定成了智慧的結語。這一思維方向當然有它的曆史，我想那是尚未成文的曆史。從認識論上考察起來，這種思想及對這種思想的信念是一種形而上學的活動，它們的無根基狀態是曆史的產物”〔第39頁〕。“四百多年前偏心率原理引出了一個新時代；在我看來，偏心率原理所噴出的浪潮已寬泛到了它的極限了；認識進步到了揚棄它自身的田地，人遠遠地出離了他自己，乃至他不再為他自己所看到。‘現代人’，亦即文藝複興以來的人，已行將入墓”〔第83頁〕。另一方麵，“一切真有生命的而非僅僅塗上一層生命的曆史學則是批判”〔第19頁〕。“但曆史知識中最好的一部分是隱蔽的關於資料來源的知識”〔第109頁〕。“說到曆史，造成景觀、觸動眼目的東西不是要事。神經看不見，正如一般本質性的東西看不見一樣。有話說：‘靜則強’，而這話變一個樣子也是真的：‘靜則覺，則會’”，〔第26頁〕。“於是我樂於靜靜地與自己對話，樂於與曆史精神相往來。這一精神不曾在浮士德的書齋裏向他顯象，也不曾向大師歌德顯象。但它若顯象，縱便咄咄逼人，他們也不會驚恐避讓。因這種顯象親如手足，比起林邊田間的居民，它們與我們的親緣有一種不同的、更深的意義。這努力與雅各的角鬥有相似之處：角鬥者已知贏定了。而這是最要緊的”〔第133頁〕。
約克清明地洞見到“可能狀態”這一曆史的基本性質；他是靠了認識到人的此在本身的存在性質而獲得這種洞見的；也就是說，他恰恰不是從科學理論出發，而是在曆史考察的對象那裏獲得這種洞見的。“整個心理物理的給定狀態並非存在著〔存在=自然的現成存在，作者注〕，而是生活著，這是曆史的萌發點。對自身的思考並不指向一個抽象的我而是指向我自身的全幅；這種思考發現我是從曆史學上規定的，正如物理學認識到我是從宇宙論上規定的。我是曆史，一如我是自然的”〔第71頁〕。約克看透了一切不真實的“關係規定”和“無根基”的相對主義；他毫不躊躇地從對此在曆史性的洞見中抽出最後的結論：“然而另一方麵，就自我意識的內在曆史性說，一種從曆史中離異出來的體係在方法論上是不充分的。正像心理學不能從物理學抽離開一樣。哲學，尤其當它是批判性的時候，也不能從曆史性抽離開來…自身的行為與曆史性就像呼吸與氣壓一樣，而且，即使聽起來有幾分悖謬，但從方法的聯係上來說，哲學運動的非曆史化在
我看來卻是一種形而上學的殘餘”〔第69頁〕。“因為從事哲學就是去生活，所以——您且勿驚詫——我以為有一種曆史哲學，——誰竟能寫出它來呢!當然不是像迄今所了解所嚐試的那種種，那些都是您無可辯爭地宣布加以反對的。迄今對問題的提法是錯誤的，其實根本是不可能的，但它不是唯一的提法。所以，不再有任何現實的哲學活動竟會不是曆史的。係統哲學與曆史表現的分野從本質說來就是不正確的”〔第251頁〕。“一門科學可能變成有實踐意義的東西，如今這理所當然是一切科學的真正合理根據。但數學的實踐卻不是唯一的實踐。我們的立場的實踐目標是教育學上的實踐目標——就教育這個詞最廣最深的意義來說。它是一切真哲學的靈魂，是柏拉圖與亞裏士多德的真理”〔第42，43頁〕。“您知道我對倫理學作為一門科學的可能性有何看法。盡管如此，改善的餘地總還是有的。那些書到底是為誰寫的呀？汗牛充棟。唯一值得注意的隻有那從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