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文人,有什麼用?”(3 / 3)

又八月下旬,在刑部尚書任內,以無禮之語,當堂斥辱司員,致秋審十數員,同日告假辭差。經侍郎沈家本遍詣代為謝過,其事乃解。旋即轉升禮部,眾謂其自求遷避耳。乃未久忽拜樞臣之命。

王氏之言辭雖不免激烈,倒也有理有據,絕非捕風捉影。“胸中實毫無經緯”,可謂一語道盡榮慶之本質。不妨再舉一例,看看這位清廷重臣的作為如何。

1906年夏,圍繞是否預備立憲之問題,京城內新舊兩派針鋒相對,勢若水火。一派引袁世凱、端方為頭領,力主學習西方,推行立憲;一派則以鐵良、榮慶為魁首,極力抵製立憲,橫加阻撓。然而極富諷刺意味的是,慈禧最終卻將草擬立憲懿旨的重任交與榮慶。一時間,各派勢力頻頻與之往來:

七月初八日,未正至外部公所,醇邸、孫、世、那三相、冶秋尚書、慰亭直督同本處公閱出洋大臣折件。申後歸,慰廷來訪,夜有所擬。

七月初十日,入值,邸已到……巳歸,飯後眠起,所擬脫稿。

七月十一日,未初至外部公所,同閱擬諭,慶邸決定。

七月十二日,卯初見,與慶邸再談……飯後與寶臣訪慰亭夜話。

至於懿旨具體文字,看後實在令人大失所望:

各國之所以富強者,實由於實行憲法,取決公論,君民一體,呼吸相通……時處今日,惟有及時詳晰甄核,仿行憲政,大權統於朝廷,庶政公諸輿論,以立國家萬年有道之基。但目前規製未備,民智未開,若操切從事,塗飾空文,何以對國民而昭大信。……著內外臣工,切實振興,力求成效,俟數年後規模粗具,查看情形,參用各國成法,妥議立憲實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視進步之遲速,定期限之遠近。

既然要“詳晰甄核,仿行憲政”,卻強調必須“大權統於朝廷”,那“庶政公諸輿論”豈非空談?又以“規製未備,民智未開”為由,堂而皇之地將立憲步伐無限期順延。想必榮慶費盡心機、搜腸刮肚所草擬的懿旨,既沒有體恤天下民意,也未考慮同袁、端間的哥們情意,完全是揣摩老佛爺聖意。根據“最高指示”辦事,此即榮慶的為官之道。

坐等清亡

1908年11月14、15日,光緒、慈禧相繼殯天,這對身為滿蒙權貴的榮慶而言,不啻天雷轟頂。他曾一度“神誌昏迷”,疏於日記撰寫。此後,政局急轉直下,幾位顧命老臣相繼離世,更使其萌生大勢已去、力不從心的感慨:

宣統元年八月二十二日 聞冰(張之洞)耗殊耿結,……為冰老痛,為吾道憂也。

十月十七日 聞孫燮老(孫家鼐)仙逝,老成凋零,又弱一個!

十二月十五日 入署,三大臣定分數,與範孫商課本。喬、林來酌,瑞臣亦到,嚴又陵又來商酌。暮前歸,茲事重要心力為瘁。

自宣統二年十月十二日,至是年底,《榮慶日記》幾乎通篇俱為追述早年蜀中生活及諸位故友情誼的詩文,絲毫不見其對時局政務的關注。一個剛過知天命年紀的清廷大臣,終日沉浸於往日回憶之中,不思振作,其心態之消極頹唐可見一斑。

辛亥革命爆發後,清王朝進入覆亡倒計時。麵對這一巨變,榮慶既無良方挽狂瀾於既倒,又無認同共和之覺悟,隻得“心如枯井”,坐觀時局。1912年2月10日淩晨,榮慶夜不成寐,頗為感傷地“和淚”寫下七律一首:“棖觸前情血淚漣,攀號有願愧遲延。委衾幼主名空擁,大賚慈皇德可傳。傾廈幸能支一木,偷生無補已三年。每逢人處都無語,惟有心中百感煎。”抬望眼,天色漸亮,“與三年前相似(光緒、慈禧去世之時)”。兩日後,清帝宣布退位。他自然淪為前朝遺老。

1913年二月初八,當聽聞隆裕太後去世的消息,寓居津門的榮慶不禁撰詩誌哀:

陽九厄中厄更多,觚棱北望感如何。我年未老心先死,不盡哀歡夢裏過。

前清之所以厄運連連,終致傾覆,恐怕與榮慶在朝時的庸碌無為亦有關聯吧?正值當打之年的榮慶,也唯有在夢中追憶曾經無限風光的前塵往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