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清廉自律。按理說，京官清苦，倘有他人孝敬，自應笑納以解燃眉。榮慶則不然。終其一生，他潔身自好，殊為難得。但凡他人之禮，榮都一律拒收：
光緒三十年十二月十一日 平陰進學生張際華到，璧其贄，拒其請。
光緒三十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門人到六十餘人，均璧其儀。
最典型的一次乃清末巨貪周榮曜以厚禮向榮慶行賄，榮不為所動，堅決璧還。事後回憶此事，榮還頗為得意，自認“當年不為所誤，並非有先見之明，不過義利一關早覷破耳”。榮慶堅拒賄賂，或許尚有防授人以把柄的考慮，不過此種作風確為他在官場換來極好的口碑。
再次，善結人脈。朝中有人好做官，此話無論放在何年何月，似皆適用。1899年春，朝廷外放榮慶為山東學政，恰好不久袁世凱出任東撫，二人遂結識並來往密切：
十一月二十三日出西關，袁署撫前旌已至，即同毓中丞跪請聖安。袁撫小坐行，毓撫亦即行，與司道稍談入閣。
十二月十八日慰亭中丞到，謁慈見子女。薦醫李少庚，未服其藥，少魯入診。
十二月二十日 治公牘，午初封印……中丞饋慈人參鮮花，兒女輩服物。
母親病重，袁世凱推薦醫生、饋贈物品，實令榮慶感激不盡。不久，榮母去世，袁世凱先是“送經並焰口”，後待榮慶扶柩抵津，令“部下劉直牧永慶來吊，並代辦火車一切”。如此殷勤周至的舉動，怎能不讓榮慶將袁視作至交。
並且，榮慶還通過袁之關係，投靠榮祿門下。榮赴魯之前，遍覽日記，未有一處提及榮祿，而返京後，“略相”、“仲相”便頻繁出現在日記中。1900年夏，義和團與列強之間已是劍拔弩張，開戰在即。榮慶此時力主解散義和團，與列強議和。五月二十三日，榮“聞郎岱（廊房）已開仗，陳仲相條陳以散拳民事，並以無與各國一齊開釁之理，仲相答以‘予之言，我之心也。若再分辯，視為叛逆矣。’灑淚而散。”短短數句，可知二人政見一致，且榮祿已將榮慶引為心腹，有意保護，以待重用。
果不其然，不到一年，榮慶便“奉旨署理倉督”。榮慶深知獲此“不次之擢”，榮祿定於幕後出力尤多，於是致函坦露心跡，表示不負栽培，“惟一點血誠，不願讓前人獨步，而識力魄力，究不知撐到幾分”。
至此，榮祿已儼然成為榮慶身後牢不可撼的靠山。
榮慶確也能幹，任職倉督一年多，“以剝船盜米，改由火車逕運，並倉廒，增經費，杜領米弊端，裁稽查倉務禦史，（朝廷）皆如所請行。”1902年，清廷破格提拔榮慶任刑部尚書，旋即又調禮部尚書，複調戶部，拜軍機大臣、政務大臣。至1905年，榮慶晉協辦大學士。僅僅六七年工夫，榮慶完成了普通京官需要數十年甚至一輩子都遙不可及的升遷之路。這在晚清，實不多見。此時的他，才四十來歲，正值壯年，自然被人們寄予厚望。
唯上而已
然而，自從進入中樞，榮慶之政績便乏善可陳，甚至令人側目。1903年10月，陝西道監察禦史王乃徵曾上書彈劾軍機處諸位大
佬，之於榮慶，寫道：
至如榮慶者，外貌軒昂，極似有才，胸中實毫無經緯。自上年充管學大臣，即以驕矜疏忽，為執事人訕議，本年充會試總裁，臣亦蒙恩派充同考官，偕赴汴梁。其衡文一切，本無學識。而自滿自足，淩厲同官，無不怨憤。尤日與張英麟構隙，廣眾之前，互相嘲詬，無複大臣體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