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儒門弟子相反的恰是楚狂人、荷丈人、長沮、桀溺，諸人反而是執著了。我們不是他們，無法猜測他們的用心，如果是以自命清高的心思而歸隱的，那便是“小人”了。人心，本無高低，自命清高便是自欺且欺人了。
自己是“慧心”，觀人便是慧眼。孔子是用自己的眼看古人與今人的，對於那些因失勢而出走的人，都認為他們與朝廷是“道不同，不相謀”。至於這些人，不管是古人與今人是不是真的如此，那並不是重要問題，我是以我心說人心、看人心的。這反而是“不自欺”。
“曆史”、“現實”，往往是欺騙人的，我們上文反複用“曆史”這個詞，是從宏觀意義上取其意，而不是拘泥於一個又一個的曆史事實，那對我們是不重要的，我們看重的是曆史的大走向，大趨勢，是要透過整個曆史的大走向大趨勢發現人類生命觀的變化。這和我們在具體的事件中講的“不自欺”是不矛盾的，並且是相輔相成的。例如孔子，他無事不強調“內省不疚”，但他同時無處不滲透著民本主義觀念。在這兩點上，孔子從不作任何的讓步。孔子堅持的東西在今天看來可能是荒唐的，但在當時當地恰可能是進步的，如他對守孝三年的觀念就是一個明顯的例證。
一個正確的把握肯定包含三個層次，第一，我本“空空如也”；第二，曆史階段不同，生命觀也不同，這一時期必有我該守住的東西，但不見得應是一切人在一切時代都該守住的東西；第三，對具體事件必有當下的態度。這三條是從理論上條分縷析去說的，在具體用心中是無法分離的。
孔子兩次去朝就是典型的例子。具體政見不合可忍，生命觀念不合決不苟且。至於去留，我本“空空如也”，去留皆是大享受、大愉快、大作為。
如果不是這樣把握，而是拘泥於身見、我見，去留皆是大痛苦、大麻煩、大無聊。
除了這番用心，人們如果還想從上述去留人物中抽出任何其他的標準，那就遠離東方文化了。
佛家所謂的“看破紅塵”，隻可從此義去說。如果不是如此，而是從“相”上說，以至消極厭世，那和東方文化決不是一回事。由此類推，曆史上歸隱的那些人，很難說個個是對的。為了歸隱而歸隱，博虛名而歸隱，是為“邪”也。
中國文化中，道德化是一“邪”，隱士化也是一“邪”，似乎是更大的“邪”。
真正的中國文化就是要充分顯示每一個生命體的能量——“克己複禮”——充分完成自我，與宇宙複歸和諧——永不自欺——這便是最大的“仁”——全體皆是“佛”——“道”在其中。
中國文化永遠是最積極最實在最科學的文化，如果你不相信，就請想一下劉邦、司馬遷、班超、鳩摩羅什、曹操、李世民、李白、武則天……相對地說，武則天是最典型最完美的中國文化體現者，從她以後，中國文化開始走下坡路。王陽明是最後一次回光返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