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時逆匪荼毒生靈，惟上下暌隔，情誌莫通，不得已命將出師，冀拯水火，仍將歸正，免究之旨，申諭再三。茲複披覽資政院及統製張紹曾等所請奏，益信致亂之源，實由政治彷徨，宵旰良用惻然，倘再不早變計，後患何可勝言。痛切剝膚，須臾難忍。頃適據袁世凱電奏，奉到初九日恩旨四件，已令各軍停進，一麵出示曉諭招撫，並向武昌布德意解散等語，辦理甚合朕意，並著將十二日資政院起草憲法、十三日頒布信條諭旨，一並宣示，仍恐達遲未及周知，用再諄切宣諭。有亂事省份，凡統兵大員，務皆仰體朕心，剴切布告，妥速安撫，俾皆曉然，朝廷實心與民更始，不忍再以兵力從事之意。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或亦可渙然冰釋乎！至種族革命之謬說，容或有之，究居少數，況同在九州之近，更何有畛域之可分？
舜東夷而禹西羌，皆中夏之聖帝，豈忍以自相殘賊，同付淪胥？總之，國步阽危，至今已極，胥賴我軍民宏濟艱難，相互維助，俾我四萬萬神明之胄，躋世界於大同。倘或負固執迷，不顧公理，恃家逞憤，不慮危亡，以人道所不容，萬國所不許之事，欲實行之於中土，為國民幸福計，為世界和平計，非惟朕所不能姑息，我愛國軍民亦必視為公敵，勢難任其肆意凶殺，擾亂神州。想我愛國軍民，必能公矢公心，鹹登新治，無偏無倚，同我太平也。
這道上諭，真可謂苦口婆心，曉之以理，動之以情，真有把心都掏出來給國民看的意味。近乎哀哀泣告，請相信朝廷，相信朝廷實行憲政的決心和誠意。
同一天，資政院按照重大信條授予的職權，選舉袁世凱為內閣總理大臣，次日，載灃以皇帝名義正式任命，並授權他全權組閣。與此同時，又批準資政院提出的《革命黨可按照法律組織政黨》《速擬議院法、選舉法數月後開設議院》兩折。
但是，一切都為時已晚，盡管朝廷信誓旦旦宣示立即實行憲政的決心，然而如此重大的舉措，卻沒有贏得歡呼聲，甚至沒有博得同情！此時的國家政權，已經完全失去了公信力。
當然，信誓旦旦、苦口婆心背後，也有載灃的算計。他想以此爭取些許主動權。
此時，無論是政治還是軍事進程，都不在載灃的掌控中了，隻能被動承受。這是載灃和親貴們所不甘心的。頒布十九信條，發布苦口婆心的上諭，固然是想以誠意打動國民，挽回人心，但也有爭取主動權的意思。因為袁世凱一直在與南方和談，載灃擔心袁世凱和南方談和後一起向朝廷動手，所以搶先頒布重大信條，發布上諭，等於公開宣稱和談、免戰是朝廷的政策，不是袁世凱個人的主張，不必從袁世凱那裏換取，能給的，朝廷都給。
另一方麵，載灃也沒有天真到一紙詔書的哀哀泣告就可以換來和平的地步，所以他一直積極籌款，國庫已告罄，他就不斷與隆裕太後商量撥內帑充軍費，並運軍火接濟湖北、四川前線。
載灃所有的努力隻有一個目的，就是保住大清帝國，也就是保住皇位這個符號，至於統治權，他已經不再奢望，也不再留戀了。
可是，南方業已停戰數日，袁世凱仍滯留不歸，載灃的擔心、疑心與日俱增；駐紮保定的第六鎮統製吳祿貞造反的行跡已露，一旦舉事殺奔北京，後果不堪設想。所以，載灃所期盼的是，兩年多前處心積慮要趕走的袁世凱，現在能夠馬上回來，越快越好。
袁世凱不是不想盡快入京，而是他已偵知，晉京的京漢路上殺機四伏，他不能貿然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