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勝利”，讓載灃找到了自我保護的“門道”。於是，他以每日一元的價格，雇了一個叫持原武夫的日本浪人，請他住在醇王府內充當“保鏢”，一直到日本投降為止，持原武夫一直住在醇王府，並一度在醇王府懸掛日本國旗。載灃搬回居住後，持原倚仗日本侵略軍的勢力，搶奪太平湖的舊醇王府。其實這座府邸早在第一代醇親王在世時就以光緒帝出生於此不敢僭越居住為由上繳了，已經不屬於載灃家族的私產了，所以民國政府在此府開辦了民國大學，該校因日本侵占北平而南遷。持原卻挾日本占領軍勢力，無理要求載灃作為私產出售，載灃也順水推舟，配合持原武夫出售本不屬於自己的南府，與持原武夫分肥。
當然載灃這麼做，不能說是賣身投靠，首先是一種自我保護，以求得一個安穩的生活環境；其次與他沒有是非觀不懂仇恨為何物有關；更重要的是，正如當年他與占領北京的八國聯軍頭麵人物密切交往一樣，有自己的底線，就是隻要能夠保住爵位，其他都無所謂，甚至沒有亡國這個概念。
載灃不是貪財的人，很可能他認為出售舊府所分是不義之財，所以1944年將居住的醇王府一部捐出，作為開辦學校之用。
1949年，北平又迎來了新主人，載灃索性將醇王府售與高工學校，於11月移居東四北魏家胡同，1950年又將住宅售與政務院，7月移居東城利薄營11號居住，1951年1月23日，68歲的載灃在這個簡陋的居所去世。此時，他的福晉幼蘭已去世30年，“次妻”鄧佳氏也已去世近10年了，三子和長女也已不在人世，長子溥儀、次子溥傑作為戰犯身陷囹圄。
載灃自號“書癖”，書房懸掛“有書有富貴，無事小神仙”的對聯，本質上說，他更像一個隱士、一個讀書人。他十分喜歡白居易的那首《對酒》詩：“蝸牛角上爭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隨貧隨富且歡樂，不開口笑是癡人。”在他看來，人生在世就好像生活在小小的蝸牛角上一樣，空間是那樣的狹窄，還有什麼好爭的呢？短暫的人生就像石頭相撞的那一瞬間所發出的一點火光，因此，人生不論窮富，都不必過於斤斤計較，而應該盡量放寬胸懷，保持平和心態。
吊詭之處在於，載灃生在帝王家，風雲際會，年紀輕輕就肩荷大清帝國江山社稷重擔，這是他的不幸，也是大清帝國的不幸。但載灃是真正讀懂了《對酒》這首詩的詩意了，在他的心目中，權力乃至政權不重要，財富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安逸、恬靜的境遇，所以他才能成為一個不貪權戀位、進退有道的清醒者，他的知所進退，保全了大清皇室子孫身家性命，也使千千萬萬家庭因免於戰禍得以保全。這，又是大清帝國的幸運，也是中國國民的一時幸運。
然而，大清皇室倒是安全著陸，中國人民卻陷入了無窮無盡的戰火中，曆經苦難……中國現代化進程充滿挫折。
載灃上台時，中國正處於轉型的拐點上，倘若他有足夠的政治智慧，駕馭住改革列車不脫軌，中國追求現代化的代價，也就不會如此之大。所以，載灃，應該為中國現代化遭受挫折，承擔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