鹹豐九年的冬季及十年（1860年）的春季，正是清廷與太平天國內戰最緊急的時候，蘇州被太平軍包圍，危在旦夕。江、浙的官吏及上海、蘇州一帶的紳士聽見北方又與英、法開戰，簡直驚慌極了，因為他們正竭力尋求英、法的援助來對付太平軍。所以他們對北京再三請求撫夷，說明外人兵力之可畏及長江下遊局勢之險急。清廷雖不許他們求外人的援助，恐怕示弱於人，但外交政策並不因大沽口的勝利而轉強硬，北京此時反願意承認《天津條約》。關於大沽的戰事，清廷的辯護亦極有理。倘使英、法各國代表的真意旨是在進京換約，何必隨帶重兵？海河既為中國領河，中國自有設防的權力，而這種防禦或者是對太平軍，並非對外仇視的表示。海河雖阻塞，外國代表尚可在北塘上岸，由陸路進北京。中國根據以上理論的宣傳頗生效力，大沽之役以後，英、法並不堅持要報複，要雪恥，他們隻要求賠償損失及其他不關重要之條約解釋與修改。這種《天津條約》以外的要求，遂成為鹹豐十年（1860年）英、法聯軍的起因。
鹹豐十年，英、法的軍隊由側麵進攻大沽炮台，僧格林沁不能支持，連天津都不守了，清廷又派桂良等出麵在天津交涉，格外的要求答應了。但到簽字的時候，一則英、法代表要求率衛隊進京，二則因為他們以為桂良的全權的證書不合格式，疑他的交涉不過是中國的緩兵之計，所以又決裂了，英、法的軍隊直向北京推進。清廷改派怡親王載垣為欽差大臣，在通州交涉。條件又講好了，但英使的代表巴夏禮在簽字之前聲明，英使到北京後，必須向中國皇帝麵遞國書。這是國際間應行的禮節，但那時中國人認為這是外夷的狂悖，其居心叵測，中國絕不能容忍，載垣乃令軍隊捕拿英、法代表到通州來的交涉人員。這一舉激怒外人，軍事又起了。
鹹豐帝原想“親統六師，直抵通州，以伸天討，而張撻伐”，可是通州決裂以後，他就逃避熱河，派恭親王奕?留守北京。奕?是鹹豐的親弟，這時隻二十八歲，他當然毫無新知識。鹹豐八年（1858年）天津交涉的時候，他竭力反對長江通商，捕拿外國交涉代表最初也是他提議的，所以他也是屬於剿夷派的。但他是個有血性的人，且真心為國圖謀，他是清朝後百年宗室中之賢者。在道、鹹時代，一般士大夫不明天下大勢是可原諒的，但是戰敗以後而仍舊虛驕，如附和林則徐的剿夷派，或是服輸而不圖振作、不圖改革，如附和耆英的撫夷派，那就不可救藥了。恭親王把握政權以後，天下大勢為之一變。他雖缺乏魄力，他有文祥做他的助手。文祥雖是親貴，但他的品格可說是中國文化的最優代表，他為人十分廉潔，最盡孝道。他可以做督撫，但因為有老母在堂，不願遠行，所以堅辭。他辦事負責而認真，且不怕別人的批評。我們如細讀《文文忠年譜》，我們覺得他真是一個“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大政治家。
鹹豐九年的冬季及十年（1860年）的春季，正是清廷與太平天國內戰最緊急的時候，蘇州被太平軍包圍，危在旦夕。江、浙的官吏及上海、蘇州一帶的紳士聽見北方又與英、法開戰，簡直驚慌極了，因為他們正竭力尋求英、法的援助來對付太平軍。所以他們對北京再三請求撫夷，說明外人兵力之可畏及長江下遊局勢之險急。清廷雖不許他們求外人的援助，恐怕示弱於人，但外交政策並不因大沽口的勝利而轉強硬，北京此時反願意承認《天津條約》。關於大沽的戰事，清廷的辯護亦極有理。倘使英、法各國代表的真意旨是在進京換約，何必隨帶重兵？海河既為中國領河，中國自有設防的權力，而這種防禦或者是對太平軍，並非對外仇視的表示。海河雖阻塞，外國代表尚可在北塘上岸，由陸路進北京。中國根據以上理論的宣傳頗生效力，大沽之役以後，英、法並不堅持要報複，要雪恥，他們隻要求賠償損失及其他不關重要之條約解釋與修改。這種《天津條約》以外的要求，遂成為鹹豐十年（1860年）英、法聯軍的起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