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所領導的士大夫式的運動又能救國救民族嗎？他救了清政府，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清政府不能救中國。倘若他客觀、誠實地研究清朝在嘉慶、道光、鹹豐三代的施政，他應該知道它是不可救藥的。他未嚐不知道此中實情，所以他平定太平天國以後，他的態度反趨於消極了。平心而論，曾國藩要救清朝是很自然的、可原諒的。第一，中國的舊禮教既是他的立場，而且士大夫階級是他的憑依，他不能不忠君。第二，他想清廷經過大患難之後，必能有相當覺悟。事實上同治初年的北京，因為有恭親王及文祥二人主政，似乎景象一新，頗能有為，所以嘉、道、鹹三代雖是多難的時代，同治年間的清朝確有中興的氣象。第三，他怕清朝的滅亡要引起長期的內亂。他是深知中國曆史的，中國幾千年來，每次換過朝代，總要經過長期的割據和內亂，然後天下得統一和太平。在閉關自守、無外人幹涉的時代，內戰雖給人民無窮的痛苦，尚不至於亡國。到了19世紀，有帝國主義者繞環著，長期的內亂就能引起亡國之禍，曾國藩所以要維持清政府，最大的理由在此。
在維持清政府作為政治中心的大前提之下，曾國藩的工作分兩方麵進行。一方麵他要革新，那就是說，他要接受西洋文化的一部分；另一方麵他要守舊，那就是說，恢複中國固有的美德。革新守舊同時舉行，這是曾國藩對中國近代史的大貢獻。我們至今還佩服曾文正公，就是因為他有這種偉大的眼光。徒然恢複中國的舊禮教而不接受西洋文化，我們還不能打破中華民族的大難關，因為我們絕不能拿禮義廉恥來抵抗帝國主義者的機械軍器和機械製造。何況舊禮教本身就有它的不鍵全的地方，不應完全恢複，也不能完全恢複呢？同時徒然接受西洋文化而不恢複中國固有的美德，我們也不能救國救民族，因為腐化的舊社會和舊官僚根本不能舉辦事業，無論這個事業是新的或是舊的。
曾國藩的革命事業，我們留在下一章討論。他的守舊事業，我們在前一節裏已經說過，現在我們要指出他的守舊事業的流弊。湘軍初起的時候，精神紀律均好，戰鬥力也高。後來人數多了，事業大了，湘軍就退化了。收複南京以後，曾自己就承認湘軍暮氣很深，所以他遣散了好多，足證我國治軍的舊法根本是有毛病的。此外，湘軍既充滿了宗族觀念和家鄉觀念，兵士隻知道有直接上級長官，不知道有最高統帥，更不知道有國家。某回，曾國荃回家鄉去招兵，把原有的部隊交曾國藩暫時管帶，這些部隊就不守規矩。曾國藩沒有法子，隻好催曾國荃趕快回營，所以湘軍是私有軍隊的開始。湘軍的精神以後傳給李鴻章所部的淮軍，而淮軍以後又傳給袁世凱的北洋軍。我們知道民國以來的北洋軍閥利用私有的軍隊割據國家，阻礙統一。追究其禍根，我們不能不歸咎於湘軍，於此也可看出舊法子的毛病。
曾國藩所領導的士大夫式的運動又能救國救民族嗎？他救了清政府，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清政府不能救中國。倘若他客觀、誠實地研究清朝在嘉慶、道光、鹹豐三代的施政，他應該知道它是不可救藥的。他未嚐不知道此中實情，所以他平定太平天國以後，他的態度反趨於消極了。平心而論，曾國藩要救清朝是很自然的、可原諒的。第一，中國的舊禮教既是他的立場，而且士大夫階級是他的憑依，他不能不忠君。第二，他想清廷經過大患難之後，必能有相當覺悟。事實上同治初年的北京，因為有恭親王及文祥二人主政，似乎景象一新，頗能有為，所以嘉、道、鹹三代雖是多難的時代，同治年間的清朝確有中興的氣象。第三，他怕清朝的滅亡要引起長期的內亂。他是深知中國曆史的，中國幾千年來，每次換過朝代，總要經過長期的割據和內亂，然後天下得統一和太平。在閉關自守、無外人幹涉的時代，內戰雖給人民無窮的痛苦，尚不至於亡國。到了19世紀，有帝國主義者繞環著，長期的內亂就能引起亡國之禍，曾國藩所以要維持清政府，最大的理由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