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天下之恥，莫恥於不若人。……日本蕞爾小國尚知發憤為雄，獨中國狃於因循積習，不思振作，恥孰甚焉？今不以不如人為恥，而獨以學其人為恥，將安於不如，而終不學，遂可雪其恥乎？
他雖說得名正言順，但還有人反對，當時北京有位名高望重的大學士倭仁就大聲疾呼地反對說：
竊聞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今求之一藝之末而又奉夷人為師，無論夷人詭譎，未必傳其精巧，即使教者誠教，所成就者不過術數之士，古今來未聞有恃術數而能起衰振弱者也。天下之大，不患無才。如以天文算學必須講習，博采旁求必有精其術者，何必夷人？何必師事夷人？
恭親王憤慨極了，他回答說：
該大學士既以此舉為窒礙，自必別有良圖。如果實有妙策，可以製外國而不為外國所製，臣等自當追隨大學士之後，竭其檮昧，悉心商辦。如別無良策，僅以忠信為甲胄、禮義為幹櫓等詞，謂可折衝樽俎，足以製敵之命，臣等實未敢信。
倭仁不過是守舊的糊塗蟲，但是當時的士大夫居然聽了他的話，不去投考同文館的科學班。
同治、光緒年間的社會如何反對新人新政，我們從郭嵩燾的命運可以更加看得清楚。郭氏的教育及出身和當時一般士大夫一樣，並無特別，但是鹹豐末年英法聯軍之役，他跟著僧格林沁在大沽口辦交涉，有了那次經驗，他根本覺悟，知道中國非徹底改革不可。他的覺悟還比恭親王諸人的更深刻，據他的研究，我們在漢、唐極盛時代固常與外族平等往來，閉關自守而又獨自尊大的哲學，是南宋勢力衰弱時代的理學先生們提倡出來的，絕不足以為訓。
同治初年，江西南昌的士大夫群起毀教堂，殺傳教士。巡撫沈葆楨（林則徐的女婿）稱讚士大夫的正氣，郭嵩燾則斥責沈氏頑固。郭氏做廣東巡撫的時候，汕頭的人像以前的廣州人，不許外國人進城。他不顧一切，強迫汕頭人遵守條約，許外國人進城。光緒元年（1875年）雲貴總督岑毓英因為反對英國人進雲南，秘密在雲南緬甸邊境上把英國使館的翻譯官殺了，郭嵩燾當即上奏彈劾岑毓英。第二年，政府派他出使英、法，中國有公使駐外從他起。他在西歐的時候，努力研究西洋的政治、經濟、社會，他覺得不但西洋的輪船槍炮值得我們學習，就是西洋的政治製度和一般文化都值得學習。
他發表了他的日記，送給朋友們看。他常寫信給李鴻章，報告日本派到西洋的留學生不限於機械一門，學政治、經濟的都有，他勸李鴻章擴大留學範圍。
他的這些超時代的議論，引起了全國士大夫的謾罵。他們說郭嵩燾是個漢奸，“有二心於英國”。湖南的大學者如王闓運之流撰了一副對子罵他：
出乎其類，拔乎其萃，不容於堯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王闓運的日記還說：“湖南人至恥與為伍。”郭嵩燾出使兩年就回國了。回國的時候，沒有問題，他是全國最開明的一個人，他對西洋的認識遠在李鴻章之上。但是時人反對他，他以後全無機會做事，隻好隱居湖南從事著作，他所著的《養知書屋文集》至今尚有披閱的價值。
繼郭嵩燾做駐英、法公使的是曾紀澤，他在外國五年多，略識英語，他的才能眼光與郭嵩燾等。因為他運用外交從俄國收回伊犁，他是國際有名的外交家。他回國的時候抱定誌向要推進全民族的近代化，卻是他也遭時人的反對，找不著機會做事，不久就氣死了。
同、光時代的士大夫階級的守舊既然如此，民眾是否比較開通？其實民眾和士大夫階級是同鼻孔出氣的。我們近六十年來的新政都是自上而下，並非由下而上。一切新的事業都是由少數先知先覺者提倡，費盡苦心，慢慢地奮鬥出來的。甲午以前，這少數先知先覺者都是在朝的人。甲午以後，革新的領袖權慢慢地轉到在野的人的手裏，卻是這些在野的領袖都是知識分子，不是民眾。嚴格說來，民眾的迷信是我民族近代接受西洋文化的大阻礙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