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毛沿途一路走來，看到了許多1958年大躍進留下的半截子工程，雖經調整後，農村情況大有好轉，但社員還是出工不出力。房東悄悄地對他說：“人哄地皮，地哄肚皮。”這使他不得不思考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這種形式，對農村生產力到底是起了解放作用還是破壞作用。為什麼農民對土地的熱情反倒下降了呢？想解放戰爭時期，邊打仗邊土改，農民一分到地就參軍、支前，熱情何等的高。
離開鄭州之後，毛溯流而上，他很急切地想知道1960年完工的大工程三門峽水庫現在怎麼樣了。這工程當時是何等的激動人心啊，詩人賀敬之的《三門峽梳妝台》曾傳唱全國：“展我治黃河萬裏圖，先紮黃河腰中帶——責令李白改詩句：黃河之水手中來！銀河星光落天下，清水清風走東海。”
這些句子直到現在我還能背得出，那真是一個充滿著革命浪漫主義的時代。毛很想看看這萬年的黃河，是不是已“清水清風走東海”，很想看看他日思夜想的黃河現在變成什麼樣子。他立馬高坡，極目一望時，這裏卻不是他想象中的高原明鏡，而是一片濕地，但見水霧茫茫，蘆花蕩蕩。
原先本想借這座水庫攔腰一斬，根治黃河水害，但是才過幾年就已沙淤庫滿，下遊未得其利，上遊反受其害，關中平原和西安市的安全受到威脅。他眉頭一皺，問黃河上遊每年來沙多少，隨行專家答：“十六億噸。”又問：“現庫內已淤沙多少？”答：“五十億噸。”這就是再修十個水庫也不夠它淤填的啊！當初上上下下熱情高漲，又相信蘇聯專家的話，並沒有精細地測算和科學地論證，就匆匆上馬。看來建設和打仗一樣，也是要知己知彼啊。不，它比戰爭還要複雜，戰場上可立見勝負，而一項大的經濟建設決策，牽涉的麵更廣，顯示出結果的周期更長。
毛打馬下山，一路無言。他想起了一個人，就是黃炎培的兒子黃萬裏，水利專家、清華大學教授。當年三門峽工程上馬上下叫好，隻有一人堅決反對，這就是黃萬裏。1955年4月周恩來主持七十多人的專家論證會，會開了七天，他一人舌戰群儒大呼：不是怎麼建，而是三門峽根本就不宜建壩！下遊水清，上遊必災啊。果然，大壩建成第二年，上遊受災農田就達八十萬畝。黃的意見沒人聽，他就寫了一首小詞，內有“春寒料峭，雨聲淒切，靜悄悄，微言絕”句。1957年6月19日的《人民日報》第六版登出了這首詞，黃一夜之間就成了大右派。毛澤東記起自己說過的一句話：“真理有時在少數人手中。”不覺長歎了一口氣。
我猜想毛這次重到西北，親見水土流失，一定會讓他重新考慮中國農業發展的大計。解放後毛大多走江南，再沒有到過黃河以西。
但他閱讀了大量史書，無時不在做著西行考察的準備。1958年在成都會議上，山西省委書記陶魯笳向他彙報引黃濟晉的雄心壯誌，他說：“你這算什麼雄心壯誌，你們查一下《漢書》，那時就有人建議從包頭引黃河過北京東注入海。當時水大，漢武帝還能坐樓船在汾河上航行呢，現在水都幹了，我們愧對晉民啊。”上世紀80年代，趙紫陽任總理時到山西視察，山西領導又重提引黃之事，當時我以記者身份在場，聽到趙又轉述毛的這番話。
大約1958年成都會議毛、陶對話時，趙亦在場。多年來，我們愧對的豈止是晉民，陝、甘、寧之民也都很愧對啊。這塊中國西北角的紅色根據地，當年曾支撐了中共領導的全民抗戰，支持了解放戰爭的勝利，但是自解放以後就再也擺不脫黃風、黃沙、黃水的蹂躪。晉陝之間的這一段黃河，毛澤東曾經兩次東渡。第一次是1936年由綏德過河東征抗日，留下了那首著名的《沁園春·雪》，第二次是由吳堡過河到臨縣，向西柏坡進發，定都北京。
當時因木船太小，跟他多年的那匹老白馬隻好留在河西。他登上東岸，回望滔滔黃水，激動地講了那名言：“你可以藐視一切，但不能藐視黃河。”據他的護士長回憶，毛進城後至少九次談起黃河，他說：“這條河與我共過患難”“每次看黃河回來心裏就不好受”“我們欠了黃河的情”“我是個到了黃河也不死心的人”。
這次毛重訪舊地，我猜想米脂縣楊家溝是一定要去的。1947年11月22日到1948年3月21日他一直住在這裏，這是他轉戰陝北期間住得最長的一個村子，並在這裏召開了有裏程碑意義的準備打倒蔣介石、建立新中國的“十二月會議”。但現在這裏還是溝深路窄，僅容一馬，道路泥濘，一如二十年前。農民的住房，還沒有一間能趕上過去村裏地主的老房子。而當年毛的指揮部，整個黨中央機關就借住在楊家溝一家馬姓地主的宅院裏，他就是在這裏勝利指揮了全國的戰略大轉折啊。我去看過，這處院子就是現在也十分完好，村裏仍無其他民房能出其右。這次毛重回楊家溝還住在當年他的那組三孔相連的窯洞裏，心中感慨良多。當年撤出延安，被胡宗南追得行無定所，但借得窯洞一孔，彈指一揮，就橫掃蔣家百萬兵。現在定都北京已十多年了，手握政權，卻還不能一掃窮和困，給民飽與暖。可憐二十年前邊區月仍照今時放羊人。發展遲緩的原因到底何在？
向最基層的普通人學習，是毛一向所提倡的。調查研究成了毛政治品德和工作方法中最鮮明的一條。斯諾在他的《西行漫記》裏曾寫到對毛的第一印象是：“毛澤東光著頭在街上走，一邊和兩個年輕的農民談話，一邊認真地在做手勢。”毛曾說：“當年是一個監獄的小吏讓我知道了舊中國的監獄如何黑暗。”毛在1925年到1933年曾認真做過農村調查，1941年又將其結集出版，他在《農村調查》序言裏寫道：“實際工作者須隨時去了解變化著的情況，這是任何國家共產黨人也不能靠別人預備的。所以，一切實際工作者必須向下做調查。”那時他十分注意傾聽基層呼聲。有一個很有名的故事，延安的一個農民，一次天打雷劈死了他的毛驢，就說：“為何不劈死毛澤東？”邊區保衛部門要以反革命罪逮捕這個農民。毛說，他這樣說必有他的理由，一問是邊區農民負擔太重，毛就讓減稅。所以，當時邊區地域雖小，生活雖苦，但領袖胸如海，百姓口無忌，上下一條心，共產黨終得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