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作家把握政治與文學間的轉換功夫尚差。政治固然是激動人心的，開會時激動，遊行慶祝時激動，但是照搬到文學上，常常要煞風景。如魯迅所批評的口號式詩歌。正像科普作家要把握科學邏輯思維與文學形象思維間的轉換一樣，作家也要能把握政治思想與文學審美間的轉換，才會達到內容與藝術的統一。這確實是一道難題。它要求作家一要有政治閱曆，二要有思想深度，三要有文學技巧。對作家來說首先是不應回避政治題材，要有從政治上看問題的高度。這種政治題材的文章可由政治家來寫，也可由作家來寫，正如科普作品可由科學家寫，也可由作家來寫。中國文學有一個好傳統，特別是散文，常保存有最重要的政治內容。中國古代的官吏先讀書後為仕，先為仕後為官。他們要先過文章寫作關。因此一旦為政，閱曆激蕩於胸，思想醞釀於心，便常發而為好文，是為政治家之文。如古代《過秦論》《嶽陽樓記》《出師表》，近代林覺民《與妻書》、梁啟超《少年中國說》，現代毛澤東的《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別了，司徒雷登》等許多文章，還有陶鑄的《鬆樹的風格》。我們不能要求現在所有的為官為政者都能寫一手好文章，但是也不是我們所有的官員就沒有一個人能寫出好文章。至少我們在創作導向上要提倡寫大事、大情、大理，寫一點有磅礴正氣、黨心民情、時代旋律的黃鍾大呂式的文章。要注意發現一批這樣的作者，選一些這類文章，出點選本。我們不少的業餘作者，不弄文學也罷，一弄文學，也回避政治，回避大事大情大理，而追小情小景，求瑣細，求惆悵，求朦朧。已故老作家馮牧先生曾批評說，便是換一塊尿布也能寫它三千字。對一般作家來說，他們深諳文學規律、文學技巧，但是時勢所限，環境責任所限，常缺少政治閱曆，缺少經大事臨大難的生活，亦乏有國運係心、重責在身的煎熬之感。技有餘而情不足，所以大文章就屬鳳毛麟角了。但曆史、文學史，就是這樣殘酷，十年之後，二十年之後，留下的隻有鳳毛麟角，餘者大都要淹到塵埃裏去。
我們現在所處的時期叫新時期，改革開放的新時期。毛澤東領導中國共產黨建立人民政權，翻天覆地，為中國有史以來之未有，是新中國。鄧小平開創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新時期。新中國開創之初，曾有過一大批好作品問世，至今為人樂道。新時期又該再有一輪新作品問世。凡曆史變革時期，不但有大政大業，也必有大文章好文章。恩格斯論文藝複興，說這是一個需要巨人，而且產生了巨人的時代。我們期盼著新人，期盼著好文章、大文章。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過去的革命鬥爭及現在改革開放的業績不但要流傳千古，她還該轉化為文學藝術，讓這體現了時代精神的藝術也流傳千古。
《人民日報》1998年7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