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目前政治題材和有政治思想深度的作品較少。這原因有二：
一是作家對政治的偏見和疏遠。由於我們曾有過一段時間搞空頭政治，又由於這空頭政治曾妨礙了文學藝術的規律，影響了創作的繁榮。更有作家曾在政治運動中挨整，身心有創傷，於是就得出一個錯誤的結論：政治與文學是對立的，轉而從事遠離政治的“純文學”。確實文學離開政治也能生存，因為文學有自身的規律，有自身存在的美學價值。正如綠葉沒有紅花，也照樣可以為其葉。許多沒有政治內容或政治內容很少的山水詩文、人情人性的詩文不是存在下來了嗎？有的還成為名作經典。如《洛神賦》《赤壁賦》《滕王閣序》，近代如朱自清的《背影》《荷塘月色》等。但這並不能得出另一極端的結論：文學排斥政治。既然山水閑情都可入文，生活小事都可入文，政治大事、萬民關注的事為什麼不可以入文呢？無花之葉為葉，有花之葉豈不更美？作家對政治的遠離是因為政治曾有過對文學的幹擾，如果相得益彰互相尊重呢？不就是如虎添翼、錦上添花、珠聯璧合了嗎！我們曾經曆過文化大革命時期什麼都講階級鬥爭的“革命文藝”，弄得文學索然無味。但是，如果作品中隻是花草閑情，難見大情、大理，也同樣會平淡無味。如杜甫所言“但見翡翠蘭苕上，未掣鯨魚碧海中”。事實上，每一個百姓都從來沒有離開過政治，作家也一天沒有離開過政治。上述談到的近百年內的幾件大事，凡我們年齡所及趕上了的，哪個人沒有積極參與，沒有報以非常之關切呢？應該說，我們現在政治的民主空氣比前幾十年是大大進步了。我們應該從餘悸和偏見（主要是偏見）中走出來，重新調整一下文學和政治的關係。
二是作家把握政治與文學間的轉換功夫尚差。政治固然是激動人心的，開會時激動，遊行慶祝時激動，但是照搬到文學上，常常要煞風景。如魯迅所批評的口號式詩歌。正像科普作家要把握科學邏輯思維與文學形象思維間的轉換一樣，作家也要能把握政治思想與文學審美間的轉換，才會達到內容與藝術的統一。這確實是一道難題。它要求作家一要有政治閱曆，二要有思想深度，三要有文學技巧。對作家來說首先是不應回避政治題材，要有從政治上看問題的高度。這種政治題材的文章可由政治家來寫，也可由作家來寫，正如科普作品可由科學家寫，也可由作家來寫。中國文學有一個好傳統，特別是散文，常保存有最重要的政治內容。中國古代的官吏先讀書後為仕，先為仕後為官。他們要先過文章寫作關。因此一旦為政，閱曆激蕩於胸，思想醞釀於心，便常發而為好文，是為政治家之文。如古代《過秦論》《嶽陽樓記》《出師表》，近代林覺民《與妻書》、梁啟超《少年中國說》，現代毛澤東的《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別了，司徒雷登》等許多文章，還有陶鑄的《鬆樹的風格》。我們不能要求現在所有的為官為政者都能寫一手好文章，但是也不是我們所有的官員就沒有一個人能寫出好文章。至少我們在創作導向上要提倡寫大事、大情、大理，寫一點有磅礴正氣、黨心民情、時代旋律的黃鍾大呂式的文章。要注意發現一批這樣的作者，選一些這類文章，出點選本。我們不少的業餘作者，不弄文學也罷，一弄文學，也回避政治，回避大事大情大理，而追小情小景，求瑣細，求惆悵，求朦朧。已故老作家馮牧先生曾批評說，便是換一塊尿布也能寫它三千字。對一般作家來說，他們深諳文學規律、文學技巧，但是時勢所限，環境責任所限，常缺少政治閱曆，缺少經大事臨大難的生活，亦乏有國運係心、重責在身的煎熬之感。技有餘而情不足，所以大文章就屬鳳毛麟角了。但曆史、文學史，就是這樣殘酷，十年之後，二十年之後，留下的隻有鳳毛麟角，餘者大都要淹到塵埃裏去。
但是，目前政治題材和有政治思想深度的作品較少。這原因有二：
一是作家對政治的偏見和疏遠。由於我們曾有過一段時間搞空頭政治，又由於這空頭政治曾妨礙了文學藝術的規律，影響了創作的繁榮。更有作家曾在政治運動中挨整，身心有創傷，於是就得出一個錯誤的結論：政治與文學是對立的，轉而從事遠離政治的“純文學”。確實文學離開政治也能生存，因為文學有自身的規律，有自身存在的美學價值。正如綠葉沒有紅花，也照樣可以為其葉。許多沒有政治內容或政治內容很少的山水詩文、人情人性的詩文不是存在下來了嗎？有的還成為名作經典。如《洛神賦》《赤壁賦》《滕王閣序》，近代如朱自清的《背影》《荷塘月色》等。但這並不能得出另一極端的結論：文學排斥政治。既然山水閑情都可入文，生活小事都可入文，政治大事、萬民關注的事為什麼不可以入文呢？無花之葉為葉，有花之葉豈不更美？作家對政治的遠離是因為政治曾有過對文學的幹擾，如果相得益彰互相尊重呢？不就是如虎添翼、錦上添花、珠聯璧合了嗎！我們曾經曆過文化大革命時期什麼都講階級鬥爭的“革命文藝”，弄得文學索然無味。但是，如果作品中隻是花草閑情，難見大情、大理，也同樣會平淡無味。如杜甫所言“但見翡翠蘭苕上，未掣鯨魚碧海中”。事實上，每一個百姓都從來沒有離開過政治，作家也一天沒有離開過政治。上述談到的近百年內的幾件大事，凡我們年齡所及趕上了的，哪個人沒有積極參與，沒有報以非常之關切呢？應該說，我們現在政治的民主空氣比前幾十年是大大進步了。我們應該從餘悸和偏見（主要是偏見）中走出來，重新調整一下文學和政治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