範與滕宗諒（字子京）的關係，是他為國惜才，為朋友犧牲的例證。滕與範仲淹是同年的進士，也是一個熱血報國的忠臣。西北戰事吃緊時滕也在邊防效力，知涇州。當時正定川一役大敗之後，形勢危機。滕招兵買馬，犒賞將士，重振旗鼓。範又讓他兼知慶州，亦治理得井井有條。但正因為他幹事太多，就總被人挑毛病，有人告他挪用公款15萬貫。仁宗大怒，要查辦。但很快查明，這15萬貫錢，犒賞用了3000貫，其他皆用於軍餉。而這3000貫的使用也沒有超出地方官的權力規定範圍，但是朝中的守舊派，咬住不放，乘機大做文章，宰相等也默不作聲。範這時已回京，他激憤地說，朝廷看不到邊防將士的辛苦和功勞，一任有人在這些小問題上捕風捉影，加以陷害，這必讓將士寒心，邊防不穩。他力保滕宗諒無大過，如有事甘願同受處分。這樣滕才沒有被撤職，而在慶曆四年（1044年）被貶到了嶽陽，才有後來《嶽陽樓記》這一段佳話。如果沒有當年範對滕的冒死一保，政治史和文學史都將缺少精彩的一筆。可知範後來為他寫《嶽陽樓記》，本身就是一種對朋友、對正義事業的支持，而這是要冒風險、付代價的。他在文章中歎道：“微斯人，吾誰與歸？”他願意和誌同道合的戰友一起去為事業犧牲。
任何革命的、進步的團體和事業，都是以肝膽相照的人格精神為基礎凝聚力量，團結隊伍的。不要奸滑，隻要忠誠。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幫”製造了“61人叛徒集團”，誣劉少奇為內奸、叛徒。周恩來1966年11月22日致信毛澤東：“當時確為少奇同誌代表中央所決定，七大、八大又均已審查過，故中央必須承認知道此事。”紅衛兵要揪鬥陳毅，周站在大會堂門口厲聲說：“你們要揪，就從我身上踩過去。”而康生對借“伍豪事件”整周恩來卻裝聾作啞。
我們該怎樣做官
——憂民、憂君、憂政的為官之道
範仲淹對政治文明的貢獻，主要體現在一個“憂”字上。《嶽陽樓記》產生於我國封建社會成熟期之宋代，作者生於憂患，成於憂患，傾其一生和一個時代來解讀這個“憂”字。好像是中國封建社會發展到轉折時期，專門要找一個這樣的解讀人。
範仲淹的憂國思想，最憂之處有三，即憂民、憂君、憂政。也可以說這是留給我們的政治財富。這是每一個政治家都要麵對的問題。
一、憂民。
他在文章中寫道“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就是說當官千萬不要忘了百姓，官位越高，越要注意這一點。
政治就是管理，就是民心。官和民的關係是政治運作中最基本的內容。憂民生的本質是官員的公心、服務心，是怎樣處理個人與群眾的關係。人民永遠是第一性的，任何政權都是靠人民來支撐。一些進步的封建政治家也看到了這一點，強調“民為邦本”，唐太宗甚至說“水可載舟亦可覆舟”。範仲淹繼承了這一思想並努力在實踐中貫徹。他認為君要“愛民”、“養民”，就像調養自己的身體，要十分小心，要輕徭役、重農耕。特別是地方官，如果壓榨百姓，就是自毀邦本。
範仲淹從1015年27歲中進士到1028年40歲進京任職前，已在基層為官十三年。這期間，他先後轉任廣德（今安徽廣德）、亳州（今安徽亳縣）、泰州（今江蘇泰州）、興化（今江蘇南通一帶）、楚州（今江蘇淮安）五地，任過一些掌管刑獄的幕僚小職，最後一任是管鹽倉的小吏。他表現出一個典型的有知識、有理想、又時時想著報國安民的青年官吏的所作所為。他按儒家經典的要求“達則兼濟天下”，但是卻揚棄了“窮則獨善其身”，隻要有一點機會，就去用手中的權力為老百姓辦事，並時刻思考著隻有百姓安康，政治才能穩定。
範仲淹的憂民思想體現在三個方麵，即為民辦事、為民請命和為民除弊。
一是為民請命。用現在的話說就是“情為民所係”。
關心民情，是中國古代清官的一種好品質，好傳統。就是說先得從思想上解決問題，要有一顆為民的心。鄭板橋就有一首名詩：“衙齋臥聽蕭蕭竹，疑是民間疾苦聲。些小吾曹州縣吏，一枝一葉總關情。”出身貧寒，起於基層的範仲淹一生不管地位怎麼變，憂民之心始終不變。1033年，全國蝗、旱災害流行，山東、江淮地區尤甚。時範已調回朝中，他上書希望朝廷派員視察，卻遲遲得不到答複，他又忍不住了，冒殺頭之禍，去當麵質問仁宗：“我們在上麵要時刻想著下麵的百姓。要是您這宮裏的人半天沒有飯吃會是什麼樣子？今餓殍遍野，為君的怎能熟視無睹？”皇帝被他問得無言以對，就順水推舟說：“那就派你去賑災吧。”當年他以一個鹽吏因上書自討了一個修堤的苦差事，這次他這個諫官，又因言得差，自討了一份棘手難辦的賑災之事。但從這件事情上倒讓我們看到了他的辦事才幹。他一到災區就開倉濟民，組織生產自救。災後必有大疫，他遍設診所，甚至還親自研製出一種防疫的白藥丸。賑災結束回京後他還特意帶回災民吃的一種“鳥味草”，送給仁宗，並請傳示後宮，以戒宮中的奢侈浪費。他的這個舉動肯定又引起宮中人的反感。你去賑災，完成任務回來交差就是，何苦又要借機為宮裏人上一堂課呢？就你最愛表現，這怎能不招惹人嫉妒？他還給仁宗講了他調查訪問的一件實事。途中，他碰到六個從長沙到安徽的漕運兵，他們出來時三十人，現連死帶逃，還剩六人，路途遙遠，還不知能不能活著回到家。他深感百姓糧餉和運輸負擔太重。他對皇帝說：“知之生物有時，而國家用度無度，天下安得不困！”
二是為民辦事。用現在的話說就是“利為民所謀”。
思想上愛民還不算，還得辦實事。他較突出的一件政績是修海堤。1021年，範仲淹調泰州，任一個管理鹽倉的小官。當時泰州、楚州、通州（今南通）位於淮水之南，東臨黃海，海堤年久失修，海水倒灌，衝毀鹽場，淹沒良田，不但政府鹽利受損，百姓亦流離失所，逃荒他鄉。範仲淹隻是一個看鹽場的小吏，這些地方上的政務經濟上的事本不歸他管，但他見民受其苦，國損其利，便一再建議複修海堤，政府就幹脆任他為災區中心興化縣的縣令。他製定規劃，親率幾萬民工日夜勞作在築堤工地。一次大浪淹來，百多人頓時被卷入海底。一時各種非議四起，要求停工罷修，範力排眾議，身先民工，親自督戰，前後三年，終使大堤告成。地方經濟恢複，國家增收鹽利，流離的百姓又回到故鄉。人們感謝範仲淹，將此堤稱為“範堤”，甚至有不少人改姓範，以之為榮。曆代，就是直到今天，能為範仲淹之後仍是一種光榮。明朝朱元璋一次審查犯人名單，見一叫範從文的人，疑是仲淹之後，一問，果是其十二世孫，便特赦了他。有一土匪綁票，見苦主名範希榮，再問是仲淹之後，立即放掉。可見範在民間的影響之大之遠。現在全國為紀念他而建的“景範希望小學”就有39所。
三是為民除弊。用現在的話說就是“敢於改革”。
他是一位行政能力極強的政要。他的憂民，絕不像其他官僚那樣空發議論，裝裝樣子。他能將思想和具體的行動進一步上升到製度的改革，每治一地，必有創造性的惠民政策。他在西北前線積極改革用兵製度。當時因戰事緊張，政府在陝西征農民當兵，士兵不願背井離鄉，便有逃兵。政府就規定在兵的臉上刺字，謂之“黥麵”。一旦黥麵，他永世，甚至子孫後代都不得脫離軍籍。範經調查後體恤民情，認為這“豈徒星霜之苦，極傷骨肉之恩”，就進行改革，邊寨大辦營田，將士可以帶家，又改刺麵為刺手，罷兵後還可為民。深得百姓擁護。
範仲淹是64歲去世的。在他生命的最後三年，積勞成疾，病體難支，但愈迸發出為民請命，大膽改革的熱情。1050年，他62歲時，知杭州，遇大旱，流民遍地。他不隻用傳統的調糧、賑濟之法，而是以工代賑，大興土木，特別是讓寺院參加進來，用平時節餘搞基建，增加就業；二是大辦西湖的龍舟賽事，讓富人捐助，繁榮貿易，擴大內需；三是高價收糧，使糧商無法囤糧抬價。這些看似不當，也受到非議，但卻挖掘了民間財力，杭州平安度荒。
宋代稅收常以實物繳納，以餘補缺，移此輸彼，謂之支移，但運輸費要納稅人出。範在1051年，去世前一年，知青州，這是他生命旅途的最後一站。他見百姓往200裏外的博州納稅，往返經月，路途勞苦，還誤農時，運費又多出稅額的二到三成。農民之苦，上麵長期熟視無睹，範心裏十分不安。他就改革征稅方法，命將糧賦折成現金，派人到博州高於市價購糧，不出五天即完成任務，免了百姓運輸之苦，還有餘錢。一般地方官都是盡量超征，討好朝廷。他卻多一斤不要，將餘錢退給青州百姓。
誠如他言：“求民疾於一方，分國憂於千裏。”可以看出他的憂民是真憂，決不沽名，不作秀，甚至還要頂著上麵的壓力，冒被處分的危險。像上麵所舉之例，都是問題早就在那裏明擺著，為什麼前任那麼多官都不去解決呢？為什麼朝廷不管呢？關鍵是心中沒有裝著老百姓。所以“憂民”實際上是檢驗一個官好壞的試金石，也成了千百年來永遠的政治話題。這種以民為上的思想延續到共產黨就是徹底地為人民服務。毛澤東專門寫過一篇《為人民服務》的文章。2004年是鄧小平百周年紀念，我受命寫一篇紀念文章，在收集資料時，我問研究鄧的專家：“有哪一句話最能體現鄧的思想？”對方思考片刻，答曰，鄧對家人說過的一句話可做代表，他說：“我這個人沒有什麼大誌，就是希望中國的老百姓都富起來，我做一個富裕國家的公民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