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憂君。
範仲淹的第二憂是憂君。他說“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不管在朝在野都不忘君。封建社會“君”即是國，他的憂“君”就是憂國。不管在朝還是在野，時時處處都在憂國。
無論過去的皇帝還是現在的總統、主席，雖權在一人，但卻身係一國之安危。於是，以“君”為核心的君民關係、君政關係、君臣關係便構成了一國政治的核心部分。而君臣關係，直接涉及領導集團的團結是核心中的核心。綜觀曆史，曆代的君大致有明君、能君、庸君、昏君四個檔次；臣也有賢臣、忠臣、庸臣、奸臣四種。於是明君賢臣、昏君奸臣，抑或庸君與庸臣就決定了一朝政府的工作質量。而又以君臣關係最為具體，君臣故事成了中國政治史上最生動的內容（比如，史上最典型的明君賢臣配：唐太宗與魏征；昏君賢臣配：阿鬥與諸葛亮；昏君奸臣配：宋高宗與秦檜等）。
範仲淹是賢臣，屬臣中最高的一檔；仁宗不庸不昏，基本上算是能君，屬於第二檔。他們的君臣矛盾，是比較典型的能君與賢臣的關係。在專製和權力高度集中的製度下，君既有代表國家的一麵，又有權力私有的一麵；臣子既要忠君，又要報國。這就帶來了“君”的兩重性和“臣”的兩重性。君有明、昏之分；臣有忠、奸之別。遇明君則宵衣旰食，如履薄冰，勤懇為國；遇昏君，則獨斷專行，為所欲為，玩忽國事。“憂君”的實質是憂君所代表的國事，而不是憂君個人的私事。忠臣憂君不媚君，總是想著怎麼勸君諫君，抑其私心而揚其公責，把國家治好。奸臣媚君不憂國，總在琢磨怎麼滿足君的私欲，把他拍得舒服一些。當然，奸臣這種行為總能得到個人的好處，而忠臣的行為則可能招來殺身之禍。範仲淹行的是忠臣之道，是通過憂君而憂國、憂民，所以，當這個“君”與國、與民矛盾時，他就左右為難。這是一種矛盾，一種悲劇，但正是這種矛盾和悲劇考驗出忠臣、賢臣的人格。
這種“四重奏”和“兩重性”的矛盾關係決定了一個忠心憂國的臣子必然要實事求是，敢說真話，對國家負責。用範仲淹的話說：“士不死不為忠，言不逆不為諫。”歐陽修評價他：“直辭正色，麵爭庭對”，“敢與天子爭是非”。仁宗屬於“能君”，他有他的主意，對範是既不全信任，又離不開，時用時棄，即信即離，類似毛澤東和周恩來的關係。而範仲淹既有獨立見解，又有個性，這就構成範仲淹的悲劇人生。封建社會伴君如伴虎，真正的憂君，敢說真話是要以生命做抵押的。範仲淹不是不知道這一點，他說：“臣非不知逆龍鱗者，掇齏粉之患；忤天威者，負雷霆之誅。理或當言，死無所避。”他將一切置之度外，一生四起四落，前後四次被貶出京城。他從27歲中進士，到64歲去世，一生為官三十七年，在京城工作卻總共不到四年。
1028年，範仲淹經晏殊推薦到京任秘閣校理——皇家圖書館的工作人員。這是一個可以常見到皇帝的近水樓台。如果他會鑽營奉承，很快就可以飛黃騰達。中國曆史上有多少宦官、近臣如高俅、魏忠賢等都是這樣爬上高位的。但是範仲淹的“憂君”，卻招來了他京官生涯中的第一次謫貶。
原來，這時仁宗皇帝雖已經20歲，但劉太後還在垂簾聽政。朝中實際上是兩個“君”。一個名分上的君仁宗皇帝，一個實權之君劉太後。這個劉太後可不是一般人等，她本是仁宗的父親真宗的一位普通後宮，隻有“修儀”名分，但她很會討真宗歡心。皇後去世，真宗無子，嬪妃們都爭著能為真宗生一個孩子，好榮登後位。劉修儀自己無能，便想出一計，將身邊的一位李姓侍女送給皇帝“侍寢”，果然生下一子。但她立即抱入宮中，作為己子，就是後來的宋仁宗。劉隨即因此封後，真宗死後她又當上太後，長期幹預朝政，滿朝沒有一人敢有異議。範新入朝就趕上太後過生日，要皇帝率百官為之跪拜祝壽。範仲淹認為這有損君的尊嚴，君代表國家，朝廷是治理國家大事的地方，怎麼能在這裏玩起家庭遊戲。皇家雖然也有家庭私事，但家禮國禮不能混淆，便上書勸阻：“天子有事親之道，無為臣之禮；有南麵之位，無北麵之儀。”幹脆再上一章，請太後還政於帝。這一舉動震動了朝廷。那太後在當“修儀”時先奪人子，後挾子封後，又扶帝登位，從皇帝在繈褓之中到現在已二十年，滿朝有誰敢置一喙？今天突然殺出了個程咬金，一個剛來的圖書校勘管理員就敢問帝後之間的事。封建王朝是家天下、私天下，大臣就是家奴，哪能容得下這種不懂家規的臣子？他即刻被貶到河中府（今山西永濟縣）任副長官——通判。範仲淹百思不得其解，十三年身處江湖之遠，時時想著能伴君左右，為國分憂，第一次進京卻一張嘴就獲罪，在最方便接近皇帝的秘閣隻待了一年，就砸了自己的飯碗。
範仲淹第二次進京為官是三年之後，皇太後去世。也許是皇帝看中他敢說真話的長處。就召他回朝做評議朝事的言官——右司諫。我國封建社會的政府監察體製分兩部分：一是諫官，專門給皇帝提意見；二是台官，專門彈劾百官，合稱台諫。到宋真宗時期，諫官權已擴大到可議論朝政，彈劾百官。中國封建社會長期穩定，台諫製度有其一功，它強調權力製約，是中國封建製度中的積極部分。便是皇帝也要有人來監督，勿使放任而誤國事。在推行製度的同時又在道德上提倡“文死諫，武死戰”，使之成為一種風氣。在中國曆史上從秦始皇到溥儀共334位皇帝，就曾有79位皇帝下罪已詔260次，做自我批評。這種對最高權力的監督和皇帝的自我批評是中國封建政治中積極的一麵。範二次進京所授右司諫官的級別並不高，七品，但權大、責大、影響大。範仲淹的正直當時已很有名，他一上任立即受到朝野的歡迎。這時的當朝宰相是呂夷簡。呂靠太後起家，太後一死他就說太後壞話。郭皇後揭穿其伎，相位被罷。呂也不是一般人等，他一麵收買內侍，一麵默而不言等待時機。時皇帝與楊、尚兩位美人熱戀。一日，楊自恃得寵，對郭皇後出言不遜，郭揮手一掌向她打去，仁宗一旁急忙拉架，這一掌正打在皇帝脖頸上。呂和內侍便乘機鼓動皇帝廢後。
後與帝都是穩定封建政權的重要因素，看似家事，常關國運。就是現代社會，第一夫人也會影響政治，影響國事。以毛澤東那樣偉大的人，錯娶江青，對他個人、黨和國家都帶來惡果，不堪回首。範仲淹知道後一旦被廢，將會引起一場政治混亂。這種家事糾紛的背後是正邪之爭，皇後易位的結果是奸相專權。他聯合負責糾察的禦史台官數人上殿前求見仁宗。半日無人搭理。司門官又出來將大門砰的一聲閉上。他的強勁又上來了，就手執銅門環，敲擊大門，並高呼：“皇後被廢，何不聽聽諫官的意見！”這真是有點不知高低，要舍命與皇帝辯論了。看看沒有人理，他們議定明天上朝當麵再奏。
第二天，天不亮範仲淹就穿好朝服準備出門。妻子牽著他的衣服哭著說：“你已經被貶過一次了，不為別的，就為孩子著想，你也再不敢多說了。”他就把9歲的長子叫到麵前正色說道：“我今天上朝，如果回不來，你和弟弟好好讀書，一生不要做官。”說罷，頭也不回地向待漏院走去。“漏”是古代計時之器，待漏院是設在皇城門外，供百官暫歇等候皇帝召見的地方。範仲淹這次上朝是在1033年，比這早四十六年，公元987年，宋太宗朝的大臣王禹偁曾寫過一篇很有名的《待漏院記》，分析忠臣、奸臣在見皇帝前的不同心理。他說，當大臣在這個地方靜等上朝時，心裏卻在各打各的算盤。賢相“憂心忡忡”。憂什麼，有八個方麵：安民、扶夷、息兵、辟田、進賢、斥佞、禳災、措刑，等到宮門一開就向上直言，君王采納，“皇風於是乎清夷，蒼生以之富庶”。而奸相則“假寐而坐”、“私心滔滔”，想的是怎樣報私仇、搜錢財，提拔黨羽，媚惑君王，“政柄於是乎隳哉，帝位以之而危矣。”④他說，既然為官就要擔起責任，那種“無毀無譽，旅進旅退，竊位而苟祿，備員而全身”的態度最不可取。他在這裏惟妙惟肖地描述和揭示了賢相與明君、奸相與昏君的兩個組合，還要求把這篇文章刻在待漏院的牆上，以戒後人。
不知範仲淹上朝時壁上是否真的刻有這篇文章。但範仲淹此時的確是憂心忡忡。他憂皇上不明事理，以私害公，因小亂大。這種家務之事，你要是一般百姓，愛誰、娶誰，休妻、納妾也沒有人管。你是一國之君啊，君行無私，君行無小。枕邊人的好壞，常關政事國運。曆史上因後賢而國安，後劣而國亂的事太多太多。同在一個唐朝，長孫皇後幫李世民出了不少好主意，甚至糾正他欲殺魏征這樣的壞念頭；楊貴妃卻引進家族勢力，招來安史之亂。
範仲淹正盤算著怎樣進一步勸諫皇上，忽然傳他接旨，隻聽宣旨官朗朗念道，貶他到睦州（今浙江桐廬附近），接著朝中就派人趕到他家，催他當天動身離京。這果然不幸為妻子所言中，頓時全家老小，哭作一團。顯然這呂夷簡玩起權術來比他高明，事前已做過認真準備，三下五除二就幹淨利落地將他趕出京城。他1033年4月回京，第二年五月被貶出京，第二次進京做官隻有一年時間。
如果說範仲淹第一次遭貶，是性格使然，還有幾分書生氣，這二次遭貶，確是他更自覺地心憂君王，心憂國事。平心而論，仁宗不是昏君，更不是暴君，也曾想有所作為，君臣關係也曾出現過短時蜜月，但隨即就如肥皂泡一樣破滅。範仲淹不明白，幾乎所有的忠臣都如諸葛亮那樣希望君王“親賢臣遠小人”，但幾乎所有的君王都離不開小人，喜歡用小人。
犯顏直諫的政治品德是超地域、超時代的，是一種可以繼承的政治文明。時間過了近千年，到了1959年廬山發生了一場中共高層領導的爭論，當然有對形勢和方針方麵的認識問題，但也有傳統的君臣政治理念和道德、人格上的問題。彭德懷當然是那個事件的一個主角，但在毛澤東的秘書田家英身上卻更集中地體驗出這種矛盾衝突，而別有一種悲劇色彩。田的身份有點類似範仲淹初入朝在秘閣的工作，是最高領袖的身邊人。他雖對毛主席敬之如父，但在外地調查回來卻如實反映了毛不願意聽的情況，7月23日那天他在廬山上聽了毛澤東批判彭德懷的講話，更是憂從心底生，既為他所敬重的領袖犯錯誤遺憾，又為黨和國家的前途擔憂。他和幾個朋友來到山頂的一個亭子裏，俯瞰山下萬裏山河，更加心事沉沉。有人說這空空的亭柱上怎麼沒有對聯，田即張口憤然吟道：“四麵江山來眼底，萬家憂樂到心頭。”其憂國、憂民又憂君的矛盾和痛苦可見一斑。他後來在“文革”中自殺明誌。於此例我們也可以看出憂君思想在中國政治長河中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