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憂政。
忠臣總是一片忠心，借君之力為國家辦大事；奸臣總是耍盡手段投君所好，為君辦私事。範仲淹一生心憂天下，總是在和政治腐敗，特別是吏治腐敗做鬥爭，並進行了中國封建社會成熟期的第一場大改革——“慶曆新政”。
一個政權的腐敗總是先從吏治腐敗開始。當一個新政權誕生後，第一件事就是安排幹部。通常，官位成了勝利者的最高回報和掌權者對親信、子女的最好賞賜。官吏既是這個政權的代表和既得利益者，也就成了最易被腐蝕的對象和最不情願改革的階層。隻有其中的少數清醒者，能拋卻個人利益，看到曆史規律而想到改革。
1035年，範仲淹因知蘇州治水有功又被調回京，任尚書禮部員外郎，知京城開封府。他已兩次遭貶，這次能夠回京，在一般人定要接受教訓慎言敏行，明哲保身。但這卻讓範仲淹更深刻地看到國家的政治危機。他又渾身熱血沸騰，要指陳時弊了。這次，範仲淹沒有像前兩次那樣挑“君”的毛病，他這次主要針對的是幹部製度問題。也就是由盡“諫官”之責，轉而要盡“台官”之責了。
原來這宋朝的老祖宗，太祖趙匡胤得天下是利用帶兵之權，陰謀篡位當的皇帝。他怕部下也學這一招來奪其子孫的皇位，就收買人心，凡高官的子孫後代都可蔭封官職。這樣累積到仁宗朝時，已官多為患，甚至騎竹馬的孩子都有官在身。凡一個新政權五十年左右是一道坎，這就是當年黃炎培與毛澤東在延安討論的“周期律”。到範仲淹在朝時，宋朝開國已八十年，吏治腐敗，積重難返。再加上當朝宰相培植黨羽，各種關係盤根錯節。皇帝要保護官僚，官僚要鞏固個人的勢力，拚命擴大關係網，百姓養官越來越多，官的質量越來越低。這之前，範兩次遭貶，三次在地方為官，深知百姓賦稅之重，政府行政能力之低，民間冤獄之多，根子都在朝中吏治腐敗。他經調查研究，就將朝中官員的關係網繪了一張“百官圖”。1036年他拿著這圖去麵見仁宗，說宰相統領百官，不替君分憂，不為國盡忠，反廣開後門，大用私人，買官賣官，這樣的幹部路線，政府還能有什麼效率，朝廷還有什麼威信，百姓怎麼會擁護我們。範又連上四章，要求整頓吏治。你想，拔起一株苗，連起百條根，這一整頓要傷到多少人的利益，如歐陽修所說：“如此等事，皆外招小人之怨，不免浮議之紛紛。”皇帝雖有改革之意，但他絕不敢把這官僚班底兜翻，範仲淹在朝中就成了一個討嫌的人。呂夷簡對他更是恨得牙根癢，就反誣他“越職言事，薦引朋黨，離間君臣”。那個仁宗是最怕大臣結黨的，呂很聰明，一下就說到了皇上的癢處，於是就把他貶到饒州（今江西鄱陽）。從他1035年3月進京，第三次被起用，到第二年5月被貶出京，又隻有一年多一點。這是他第一次試圖碰一碰腐敗的吏治。
這次，許多正直有為的臣子也都被劃入範黨，分別發配到邊遠僻地。朝中已徹底沒有人再敢就幹部問題說三道四了。範仲淹離京，幾乎沒有人再敢為他送行。隻有一個叫王質的人扶病載酒而來，他舉杯道：“範君堅守自己的立場，此行比之前兩次更加光彩！”範笑道：“我已經前後‘三光’了。你看，來送行人也越來越少。下次如再送我，請準備一隻整羊，祭祀我吧。”他堅守自己的信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雖三次被貶而不改初衷。
從京城開封出來到饒州要經過十幾個州，除揚州外，一路上竟無一人出門接待範仲淹。他對這些都不介意，到饒州任後吟詩道：“三出青城鬢如絲，齋中瀟灑過禪師。” “瀟灑過禪師”，這是無奈的自我解嘲，是一種無法排解的苦悶。翻讀中國曆史，我們經常會聽到這種懷才不遇、報國無門者的自嘲之聲。柳永屢試不中，就去為歌女寫歌詞，說自己是“奉旨填詞”，林則徐被謫貶新疆，說是“謫居正是君恩厚，養拙剛於戍卒宜”；辛棄疾被免職閑居，說是“君恩重，且教種芙蓉”。現在範仲淹也是：君恩厚重，讓你到湖邊去休息！饒州在鄱陽湖邊，風高浪大，範自幼多病這時又肺病複發。不久，那成天擔驚受怕，隨他四處奔波的妻子也病死在饒州。未幾，他又連調潤州（今江蘇鎮江）、越州（今浙江紹興）。四年換了三個地方。他想起楚國被流放的屈原，漢代被放逐的賈誼，報國無門，不知路在何方。他說：“仲淹草萊經生，服習古訓，所學者惟修身治民而已。一日登朝，輒不知忌諱，效賈生‘慟哭’、‘太息’之說，為報國安危之計。情既齟齬，詞乃睽戾……天下指之為狂士。” 範仲淹已三進三出京城，來回調動已不下二十次。他想，看來這一生他隻有在人們討嫌的目光中度過了。
但忠臣注定不得休閑。就像周恩來雖多次遭毛澤東的批評，寫檢討，甚至被迫準備辭職，但救火的時候還是要用他。範仲淹也是這樣，自1036年被貶外地四年後，西北戰事吃緊，皇帝又想起了他。1040年他被派往延州（今延安）前線指揮抗戰。1043年宋夏議和，戰事稍緩，國內矛盾又尖銳起來。賦稅增加，吏治黑暗，地方上暴動四起，仁宗束手無策。慶曆三年（1043年）四月仁宗又將他調回京城任為副相，又免了呂夷簡的官，請範主持改革，史稱“慶曆新政”。這是他第四次進京為官了。
這次，他指出的要害仍然是吏治。前麵說過，範仲淹第三次被貶就是因為上了一個“百官圖”，揭露吏治的腐敗。七年過去了，他連任了四任地方官，又和西夏打了一仗，但朝中的吏治腐敗不但沒有解決，反愈演愈烈。他立即上書《條陳十事》。
他說，第一條，先要明確罷免升遷。現在無論功過，不問好壞，文官三年一升，武將五年一提，人人都在混日子。假如同僚中有一個憂國憂民，“思興利去害而有為”的，“眾皆指為生事，必嫉之，沮之，非之，笑之，稍有差失，隨而擠陷。故不有者素餐屍祿，安然而莫有為也。雖愚暗鄙猥，人莫齒之，而三年一遷，坐至卿、監、丞、郎者，曆曆皆是。誰肯為陛下興公家之利，救生民之病，去政事之弊，葺綱紀之壞哉？利而不興則國虛，病而不救則民怨，弊而不去則小人得誌，壞而不葺，則王者失政。”你看“國虛”、“民怨”、“小人得誌”、“王者失政”，現在我們讀這篇《條陳》仍能感受到範仲淹那種深深的憂國憂民之心和急切的除弊救政之誌。
他條陳的第二條是抑製大官子弟世襲為官。就是說不能靠出身好當官。現在朝中的大官每年都可自薦子弟當官，“每歲奏薦，積成冗官”，甚至有“一家兄弟子孫出京官二十人”。大官子弟“充塞銓曹（官署），與孤寒爭路”。範仲淹是“孤寒”出身，深深痛恨這種排斥人才的門閥觀念和世襲製度。
他條陳的第三條是貢舉選人，第四條是選好的地方官，“一方舒慘，百姓休戚，實係此人”。第五條是公田養廉。十條倒有五條有關吏治。後麵還有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等。我們聽著這些連珠炮似的言辭和條分縷析般的陳述，仿佛看到了一個痛心疾首，淚流滿麵的臣子，上憂其君，下憂其民，恨不得國家一夜之間扭轉乾坤，來一個河清海晏，政通人和。
毛澤東說：“政治路線確定之後，幹部就是決定的因素。”幹部製度向來是政權的核心問題。治國先治吏，曆來的政治改革都把吏治作為重點。不管是憂君、憂國、憂民，最後總要落實在“憂政”上，即誰來施政，怎樣施政。
“慶曆新政”的改革之初，仁宗皇帝對範仲淹還是很信任的，改革的決心也很大。仁宗甚至讓他搬到自己的殿旁辦公。範仲淹派許多按察使到地方考察官員的政績，調查材料一到，他就從官名冊上勾掉一批贓官。仁宗即刻批準。這是一段君臣難得的合作蜜月。有人勸道：“你這一勾，就有一家人要哭！”範說：“一家人哭總比一州縣的百姓哭好吧。”短短幾個月，朝廷上下風氣為之一新。貪官收斂，行政效率提高。但是，由於新政首先對腐敗的幹部製度開刀，先得罪朝中的既得利益者，必然會有強大的阻力。他的朋友歐陽修最擔心這一點，專門向仁宗上書，希望能放心用範仲淹，並能保護他，不要聽信讒言。“凡小人怨怒，仲淹當自以身當，浮議奸讒，陛下亦須力拒。”但是皇帝在小人之怨和紛紜的浮議麵前漸漸開始動搖了。他一次又一次地無法“自以身當”，終於在朝中難以立足。慶曆四年（1044年），保守派製造了一起謀逆大案，將改革派一網囊括進去。這回還是利用了仁宗疑心重，怕臣子結黨的弱點，把改革派打成“朋黨”。慶曆五年（1045年）初，失去了皇帝支持的改革徹底失敗，範仲淹被調出京到邠州（今陝西彬縣）任職，這是他第四次被貶出京了。這之後就再也沒有回中央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