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看起來更像個平凡的老人，一身全無裝飾的中山裝，禿頂、銀須。也許是上了年紀的緣故，他的眼中流露出慈祥多於威嚴的目光，和我以前的印象大不一樣。他的背有點兒駝，動作遲緩、沉重，令人覺得他是個衰老的悲劇人物，一掃往日叱吒風雲的霸氣，不由得使人生出幾分憐憫之情。
我迎上前去和他握手，他的臉上始終掛著溫和的微笑，絲毫不見咄咄逼人的眼神，這使我在精神上鬆弛了很多。
我們一同坐下，他開始詢問我例行的三個問題：什麼時候來的？參觀了哪些地方？有什麼意見。一般情況下，被召見的人應該說兩句歌功頌德的應酬話，表達一下謝意，接下來主人便要端茶送客了。但是我決意要提出問題，不達到這個目的我是不會罷休的。於是在他問我“有什麼意見”時，我連忙表示“有幾個問題”。這下有點兒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他開始下意識地用手摸臉，從麵部一直摸向光禿禿的頭頂，據說這是他不高興時的一個習慣動作。他一邊摸著臉，一邊聽我提出了自己的問題：“我是做教育工作的，對台灣實行九年義務教育特別感興趣……”我的話顯然引起了他的興趣，他摸到頭頂的手停了下來，居然開口回答起我的問題來，而且越說越高興，一口氣竟說了15分鍾。事後我才知道，九年義務教育乃是他的一大得意之作，他認為這是他到台灣後的“德政”之一，我的問題提得恰到好處，問到了他的心坎上，難怪他龍顏大悅，使我有了一個意外收獲。
告辭出來，沈局長如釋重負，他告訴我：“今天總統的心情很好，你問的問題也好，否則可能會出大婁子。”
這次會麵，給我的感觸頗深，讓我清楚地感覺到蔣家第一代王朝已經畫上了一個句號。“無可奈何花落去”，曆史證明了他曾經是個亂世中的鐵腕豪傑，同時也無情地宣告了他不可避免的悲劇結局。
1966年的台灣，正處在蔣介石所宣傳的“反攻大陸”的迷夢中，我寫的蔣介石，是我眼中真實的蔣介石，道出了我的直覺，可惜不太符合國民黨政府的宣傳口味。所以我的這篇訪問記在所有的台灣報紙和世界各地的親國民黨報紙上都未采用，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采訪歸來，我到叔叔家吃午飯。叔叔曾做過國民黨的高級官員，嬸嬸是“國大”代表，他們對我能獲得蔣的召見異常興奮，詳細地向我打聽召見時的情形。問完召見情況後，嬸嬸問我：“照相了沒有”這真是一個令人遺憾的大疏忽，竟然忘記提出和蔣先生照相，二老聞聽大感失望。
我實在應該記得這件事，以前我在大陸采訪蔣介石的新聞時，不但知道每次的召見活動都有合影這一項，而且還認識蔣介石的攝影師，據說他在台北開了一家大照相館，每次被召見的人和蔣合影後都到他的照相館去加洗幾百張以便分送給親朋好友。而我這個急於采訪的記者卻錯過了這個在別人看來可以光宗耀祖的大好良機。
除了沒有和蔣介石照相感到遺憾外，我第一次訪問台灣收獲還是很大的，主要是和從大陸撤到台灣的許多故友舊交重逢了，這令我興奮不已。
我在《東南日報》時的老上司胡健中先生，依然是台灣政界的活躍人物，除任“立法委員”外，還兼任廣播公司的董事長。有一天，他約我到當時台灣最好的飯店國賓十二樓午餐，擔任“立法院”院長的張道藩也到了。張健康欠佳，深居簡出，少問外事。台灣當時有兩本風靡一時的暢銷書，即曾有才女之稱的徐悲鴻的前任太太蔣碧薇的兩本自傳：《我與悲鴻》和《我與道藩》。胡社長在張到達之前特地叮囑我，千萬別提這兩本書的事。
早在重慶期問，我已經知道了張道藩和蔣女士的關係，知道他每個周末都到青木關四川教育學院和蔣女士歡聚。當時我正在追求中央大學外文係的一位小姐，常搭他的車到沙坪壩去看望我的女朋友。我讀過蔣女士的回憶錄，內容是她和徐、張二氏的情書，纏綿動人，是一段難得的愛情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