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知名度的提高，趙浩生在新聞關注的場合更顯活躍。他一再置身於當時中國政治舞台上最顯赫、最引人矚目的人物之側，蔣介石、宋美齡、毛澤東、周恩來、沈鈞儒……以致周恩來、鄧穎超都能叫出他的綽號“小胖子”。
趙浩生說，當他看到尼克鬆訪華，中國恢複聯合國的合法席位等重大事件接踵而至，感覺到冷戰的堅冰漸漸解凍，他想要回國看看，並開始為申請回國而忙碌。
1973年春季，對“文革”中的中國，是個頗不尋常的時刻。在趙浩生的人生中，也具有非凡的意義。他從駐加拿大的中國大使館，拿到了回國的簽證。但當時他並不知道，他歸國之夢的實現，是他在重慶作記者采訪時就幾度接觸、因而分外敬重的周恩來批準的。周恩來親自作出指示：由新華社邀請趙浩生以記者身份回國訪問。
趙浩生說：“我們到北京後，被安排進當時最豪華的民族飯店。行裝甫卸，國際旅行社的陳爭先生就告訴我一個好消息：周總理今晚請我參加國宴，歡迎越南黨政領導人黎筍、範文同。這個消息實在使我喜出望外，我在電視中經常看到周總理在北京機場迎接國賓、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國宴的場麵，特別是在尼克鬆總統訪華時，這兩項活動更是莊嚴隆重，想不到今天我也有幸被邀請參加這樣的盛宴。”
“老陳把請柬鄭重地交到我的手上，這是我第一次見到設計精美的國宴請柬，正中印著天安門，天安門的上方是紅星閃爍的國徽，上麵有周總理的簽名。老陳派車把我送到人民大會堂的北門下車，我拾級而上入旋轉的大門。進門後是一個富麗堂皇的大廳，正中鋪著一條寬大鮮豔的紅色地毯。地毯一直延伸到大廳的盡頭，再上到二樓，正中的牆上懸掛著一幅巨畫《江山如此多嬌》。在水銀燈的照耀下，大廳裏充滿了歡快的氣氛，大家爭相在這幅巨畫前拍照留念。大廳裏的宴會桌上擺放著簇簇鮮花，大廳盡頭是解放軍的軍樂隊。來賓們對號入座，我被安排在記者席上。”
“不久，樂隊開始奏樂，全體起立，隻見周總理陪同越南貴賓步入了宴會大廳。自從南京一別，我已經有27年沒有見到周總理了。他看上去風度依舊，隻是比在南京時消瘦多了。新中國成立以來，他一直擔任總理，從20多年來新中國的發展變化，從人民群眾談起他時的真摯情感，我不難理解到他在中國人民心目中占有何等重要的位置。‘總理’已經成了他的代名詞，代表著人民對他的無限敬意。作為一個新聞記者，我曾經在國共兩黨針鋒相對的特殊場合目睹過他的風采；而今天，在莊嚴富麗的人民大會堂，在解放後站起來的新中國首都，在一片祥和、歡樂的氣氛中，我再次目睹到他的奕奕風采，對他更加肅然起敬。”
隨著知名度的提高，趙浩生在新聞關注的場合更顯活躍。他一再置身於當時中國政治舞台上最顯赫、最引人矚目的人物之側，蔣介石、宋美齡、毛澤東、周恩來、沈鈞儒……以致周恩來、鄧穎超都能叫出他的綽號“小胖子”。
趙浩生說，當他看到尼克鬆訪華，中國恢複聯合國的合法席位等重大事件接踵而至，感覺到冷戰的堅冰漸漸解凍，他想要回國看看，並開始為申請回國而忙碌。
1973年春季，對“文革”中的中國，是個頗不尋常的時刻。在趙浩生的人生中，也具有非凡的意義。他從駐加拿大的中國大使館，拿到了回國的簽證。但當時他並不知道，他歸國之夢的實現，是他在重慶作記者采訪時就幾度接觸、因而分外敬重的周恩來批準的。周恩來親自作出指示：由新華社邀請趙浩生以記者身份回國訪問。
趙浩生說：“我們到北京後，被安排進當時最豪華的民族飯店。行裝甫卸，國際旅行社的陳爭先生就告訴我一個好消息：周總理今晚請我參加國宴，歡迎越南黨政領導人黎筍、範文同。這個消息實在使我喜出望外，我在電視中經常看到周總理在北京機場迎接國賓、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國宴的場麵，特別是在尼克鬆總統訪華時，這兩項活動更是莊嚴隆重，想不到今天我也有幸被邀請參加這樣的盛宴。”
“老陳把請柬鄭重地交到我的手上，這是我第一次見到設計精美的國宴請柬，正中印著天安門，天安門的上方是紅星閃爍的國徽，上麵有周總理的簽名。老陳派車把我送到人民大會堂的北門下車，我拾級而上入旋轉的大門。進門後是一個富麗堂皇的大廳，正中鋪著一條寬大鮮豔的紅色地毯。地毯一直延伸到大廳的盡頭，再上到二樓，正中的牆上懸掛著一幅巨畫《江山如此多嬌》。在水銀燈的照耀下，大廳裏充滿了歡快的氣氛，大家爭相在這幅巨畫前拍照留念。大廳裏的宴會桌上擺放著簇簇鮮花，大廳盡頭是解放軍的軍樂隊。來賓們對號入座，我被安排在記者席上。”
“不久，樂隊開始奏樂，全體起立，隻見周總理陪同越南貴賓步入了宴會大廳。自從南京一別，我已經有27年沒有見到周總理了。他看上去風度依舊，隻是比在南京時消瘦多了。新中國成立以來，他一直擔任總理，從20多年來新中國的發展變化，從人民群眾談起他時的真摯情感，我不難理解到他在中國人民心目中占有何等重要的位置。‘總理’已經成了他的代名詞，代表著人民對他的無限敬意。作為一個新聞記者，我曾經在國共兩黨針鋒相對的特殊場合目睹過他的風采；而今天，在莊嚴富麗的人民大會堂，在解放後站起來的新中國首都，在一片祥和、歡樂的氣氛中，我再次目睹到他的奕奕風采，對他更加肅然起敬。”
“在周總理身後步入會場的一群人中，我發現了一張新麵孔，使我大吃一驚的是一位新近複出的重要人物——鄧小平。他那天穿著一身深棕色的中山裝，精神飽滿，步履穩健。他的出現，尚未引起我同桌新聞記者注意，經我一提醒，大家才意識到這是一個重大新聞。”
趙浩生回憶起1976年第三次回國得知周總理去世消息時的情景。
他說：
我們在北京住到1月8號，然後從北京到天津，準備參觀大港油田。我在中國生長了二十多年，從來沒有看到過中國的石油，我一定要去看一看。8號晚上到達天津，9號早上，當我起來準備去吃早飯的時候，在電梯間裏遇見一位開電梯的小夥子，他的眼睛紅紅的，看起來好像要同我說話，但是他什麼也沒說。我想也許是他家裏發生了什麼事。我來到餐廳坐下，有個人走過來對我說：“趙先生，電台裏廣播說周總理去世了。”我聽了馬上走進廚房，那是一個很大的廚房，正有許多人圍在收音機旁聽廣播。隻見做飯的師傅流著淚在那裏炒菜，刷碗的人流著淚刷碗，大家都站著，默默地聽著收音機裏播放出的哀樂聲。我們在那裏站了十幾分鍾，沒有一個人說話，每個人都在一邊流淚一邊默默地工作。我從餐廳回來，又見到那位電梯工。我對他說，周總理去世了，他說，是呀，我想告訴您，又怕您聽了吃不好飯，所以沒告訴您。這使我非常感動，他沒講完，我們就麵對麵地哭了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