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到總理去世的消息，我想立即趕回北京去參加總理的吊唁活動。11號我趕回北京，沒趕上向總理的遺體告別，但是當我們一走出北京站的時候，立刻感到整個北京的空氣跟我們前幾天離開的時候大不一樣。我們到達北京的時候正好是下班時間，以往這個時候街上自行車最多，鈴聲不絕於耳。可是這一天，街上顯得非常安靜，沒有自行車鈴聲。我們立即被卷入了最沉痛的悼念氣氛中。到了賓館，我有事外出，經過長安街，正是下午4點鍾左右。隻見長安街的兩側站滿了密密麻麻十幾層的人，人山人海，但是沒有一個人說話。我向旁邊的人打聽是怎麼回事，被問的人不說話，隻是掉眼淚。後來我才知道這是周總理的遺體要送到八寶山去火化。靈車經過的時候，整個長安街一片哭聲。我們的車子被人群阻斷了，淹沒在一片哭的海洋裏。靈柩過去了很長時間，人群仍未散去。等我辦完事回來的時候，已是晚上七八點鍾了，溫度在零下七到十度，長安街上還有人在那裏哭泣。
13號上午9點鍾左右，我和太太、兒子到勞動人民文化宮參加各界人士的吊唁活動。這次對總理的吊唁活動，除在勞動人民文化宮有一個正式的吊唁地點外，還有許多群眾自發的吊唁活動。我在參加勞動人民文化宮的吊唁活動以前，已參加了天安門廣場上的吊唁活動，那裏從早到晚都有人在吊唁。來勞動人民文化宮吊唁的大部分是機關幹部、部隊和群眾的代表，還有外國使節、外交官、外國記者和遊客等。勞動人民文化宮在天安門的左邊，原先是清朝的太廟，如今成了勞動人民休息的地方。走進勞動人民文化宮，隻見每隔一段距離就站著一位工作人員，他們都戴著黑紗，胸佩白花。人群被分成兩隊，一邊是使節、外賓，另一邊是各界群眾。太廟裏一片肅穆的氣氛，每一片琉璃牆上都掛著成團的白花，每一個琉璃瓦的簷上都有用縫邊的黑布綴著白花的裝飾。到了最後一層，最後一個大院，就是正殿，正中有一個黑底白字的大橫幅，上麵寫著：“中國人民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傑出的共產主義戰士周恩來同誌永垂不朽！”踏上台階，由於心情激動，我的眼淚止不住地流，加上哀樂和周圍的氣氛，我覺得好像進入了半昏迷狀態。我顧不得注意身邊都有什麼人，隻是帶著家人直奔到總理像前和骨灰前鞠躬。後來，一位工作人員問我是哪一位，這時我才抬頭看見前麵的人，有吳桂賢、韓念龍、王海容等，我們趕緊趨前握手致意，然後走到總理像前鞠躬默哀。透過淚水，我看到正中有一個小花圈，右邊的緞帶上寫著“悼念恩來戰友”，左邊的緞帶上寫著“小超哀獻”。任何一個了解總理一生、知道他們夫婦關係的人，看到這兩行字都會受感動的，於是我又哭了起來。
從勞動人民文化宮出來，我們來到了天安門廣場，廣場上的吊唁中心是人民英雄紀念碑。一群群的人，有老有少，但大部分是青年人，許多人都抬著自製的花圈。他們向紀念碑敬獻花圈以後，第一件事就是高唱《國際歌》，然後就在寒風中舉起拳頭，一起念中共中央的訃告，之後再念紀念碑背麵上的碑文，也有人念總理在四屆人大會議上的講話。念著念著，人們就泣不成聲了，但是他們仍然站在紀念碑前不肯離去。這時有個解放軍戰士上前對他們說，希望你們控製自己的情緒，要化悲痛為力量，回去休息吧。可是說著說著，連這位解放軍戰士也跟著哭了起來。這是第一天我所看到的情景。
第二天，紀念碑四周的花圈已經堆積如山，走不進去人了，於是臨時從前門到紀念碑之間架起了欄杆，人們從前門開始排起很長的隊伍，繞上一大圈後才能到達紀念碑前。這樣很多不同單位的人便站得遠遠的，排成幾排，兩排人站著代表一個單位，三排人站著代表一個單位。他們站在那裏高唱《國際歌》，念訃告，念總理的講話，這些都是機關單位組織的吊唁隊伍。還有很多是個人的，他們中間有纏著小腳的老太太領著她的小孫子，還有坐著輪椅的殘疾人以及各式各樣臨時自發組成一群的人們。
第三天，從天安門到前門就剩下一條給公共汽車走的通道了，道路中間全都是人，都是一個個小組織。很多人是從郊區趕來的，他們的花圈都被風吹壞了，正在那裏重新整理。給我感觸最深的是，這些人大部分是年輕人，這使我感到，周總理的精神已經深深紮根在青年人的心中。
總理去世後，我有機會采訪了幾位知名人士，第一位是台灣省籍人，叫陳逸鬆。他是1972年才從台灣回到祖國大陸的，當時已經年屆70歲了，是人大常委會委員。據他介紹，他曾經先後和總理就有關台灣問題交談過十幾個小時，在談話的過程中，他感覺總理已經把和台灣有關的一切問題都想到了，設想得十分周全，總理對台灣之關心，是他回大陸以前所想象不到的，也使他非常感動。他又說，總理十分耐心地向他詢問有關台灣的情況，會見當天談不完，總理就帶他一起陪外賓坐火車離開北京去旅行，利用坐火車的空閑時間繼續和他聊天。那天采訪時他太太也在座，我太太也在座，我們談論著總理，四個人都禁不住哭了。
我采訪的第二個人是杜聿明先生。我的第一個問題是請他談談對總理去世的感想。他第一句話就說：“我是總理的學生。”杜是黃埔軍校第一期學員，總理是黃埔軍校的政治部主任。他說他當時因為自己是地主階級出身，所以總不敢跟總理接近。但是當時總理對國際國內局勢的分析給他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後來因為自己還要往上爬，更不敢跟總理接近。被俘後，他被關在戰犯管理所，開始時還是很頑固的，想自殺未成，隻好等死。直到有一天，起義將領陳明仁去看他，告訴他，主席和總理都很關心他呢。從那時起，他的心情才有所改變。以前人家給他看毛主席著作和馬列著作，他根本就拒絕看；自從得知總理還惦記著他這個學生以後，他的態度才有了轉變，要知道，這種事情在國民黨內是想象不到的。1959年12月4日，他獲得了特赦，14日總理就接見了他。一見麵，總理就嚴肅地對他說，我是“赦人不赦罪”，你過去所犯的罪是不能赦的，但是你這個人接受改造了，就可以特赦。總理還對他說，是我這個老師不好，當時我沒有設法接近你，才使你走上那條路。這一切都充分地顯示了總理的原則性和靈活性，也表現了他嚴於解剖自己、善於團結別人的作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