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和杜聿明先生一起接受我采訪的，還有當年國民黨的徐州“剿總”副參謀長、軍統北方區區長——文強。我很直率地對他說，文先生，你要原諒我提出一個很直率的問題，那就是你跟總理的關係。過去你是做特務的，是不是曾經參與過密謀刺殺總理呢？這位70多歲的老人，聽了我的問題，立即放聲痛哭。他說，趙先生，你問得好啊，我要給你講講真心話，給總理講講真心話。接著他回憶起1945年發生在重慶的一件事：第十八集團軍駐渝辦事處的秘書李少石，在“雙十協定”簽訂的前兩天的晚上，乘坐總理的汽車送柳亞子回家，回程時，李少石在車子裏被人開槍暗殺了。文強說，他是這起事件的策劃者之一，當時計劃刺殺的對象不是李少石，而是總理。蔣介石想用這個手段來破壞“雙十協定”。文強又說，當時在總理住的地方，不管是在重慶，還是在後來南京的梅園新村，或者在上海的馬斯南路，周圍都布置了重重特務，好像天羅地網，隻要一聲令下，就可以把總理殺害。但是後來蔣介石終於未敢下手，怕引起國際間的反應，特別是當時蔣介石還想要美元。接著他又談到了在各個不同時期他所參與的許多謀害總理的活動。總理當時就是這樣在四麵包圍的特務槍口下堅持鬥爭的。
我采訪的第四個人是我在日本時結識的老朋友謝冰心老太太。我的第一個問題照例是問她對總理去世的感想，她一聽就哭了。她流著淚說，我也不怕你笑話，我要好好哭一場。她說她常見到總理，特別是接待來訪外賓的時候。有一次，她又陪總理接待外賓，她去得早一些，總理看到她已經來了，就請她一起喝杯茶聊聊天。總理先詢問她子女們的情況，連孩子們的名字都記得清清楚楚，然後總理又問她多大歲數了，她說74歲了，總理說，我比你大兩歲。停頓了一下，總理又問，你身體好嗎？她回答說很好。總理接著說，冰心同誌，像你我這樣年紀的人，對黨隻有四個字——鞠躬盡瘁。冰心說，總理沒有說出後麵四個字（死而後已），看來總理已經想到了這個問題。我插話說，如果總理在1972年就知道自己患了癌症的話，而在1972年以後，他仍然做了那麼多的工作，完成了那麼多的事，這說明他的革命意誌之堅強，簡直不得了。冰心說，總理不得了的地方真是太多了。總理最偉大的長處是他敢於鬥爭，而且善於鬥爭。他十分關心年輕人。我告訴謝老太太，這兩天我到天安門，還有各處看到的，哀悼總理的除了成年人，絕大多數是年輕人。她說，你不知道啊，總理最可貴的地方之一就是他善於接受並且推動新生事物，他不是一個老人，他始終年輕，所以年輕人可以和他接近。如果古今有完人的話，總理就是一個完人。總理曾經跟她說過，主席是可學而不可及，你對他萬分敬佩，但你學不成他那樣。在冰心看來，總理是屬於另外一種人，你可以敬佩他，也可以學習他的精神，但一般人是學不到他那種程度的。
參加了周總理的吊唁活動，又采訪了一些知名人士，我把在北京的經曆和對總理的回憶寫成一本書，書名就叫《悼念與回憶》，在香港出版。1978年，我第四次到中國，將《悼念與回憶》送給了鄧穎超，並傳遞了希望拜訪鄧穎超的信息。
離開北京的前一天，接到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熊向暉的電話，告訴我他受鄧大姐之托要跟我見麵談談，我們約好在北京飯店見麵。
熊先生告訴我，鄧大姐收到了我的書，非常感謝，原希望和我見見麵，可惜這兩天她患了重傷風，聽說我馬上要離開北京，所以請熊先生代表她致謝。另外，她看了這本書以後發現其中有幾點需要改正，所以請熊先生代表她給我解釋一下。
第一點是我在書中隱約談到周總理的火葬可能是迫於政治壓力，因為當時海內外的中國人都希望保存總理的遺體，以供世人悼念瞻仰。熊先生說，提倡火葬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的決定。鄧大姐回憶說，常委會做出決定的那一天，總理回到家裏吃飯，飯桌上，他對鄧大姐說：“小超，今天政治局常委決定，提倡火葬，而且希望黨的領導人做表率，要是你先走，我一定向你保證把你火葬。”鄧大姐聽了表示同意總理保證將她火葬，倘若黨決定保存總理的遺體，她就無法保證總理火葬了。總理聽了，一再堅持要求鄧大姐保證他的火葬，鄧大姐不得已答應了總理的要求。總理的火葬是實踐了她對總理的諾言，與政治毫無關係。
第二點是我書中提到我在北京聽說總理的骨灰並未完全撒完，尚保存了一部分等待祖國統一後再撒向台灣。熊先生說，此言絕不可信，總理的骨灰完全撒在了祖國大陸，但在撒骨灰的前一天晚上，骨灰曾安放在人民大會堂的台灣廳，以示和台灣同胞告別。
熊先生是含著熱淚向我講述的，我們也含著熱淚聽著，在總理逝世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裏，人們隻要一提起總理就會熱淚盈眶。
鄧大姐是一位革命家，也是一位親切、細致，充滿熱情的長者。總理和鄧大姐是忠實的革命戰友，是白頭偕老的恩愛夫妻，是革命的榜樣，是愛情的榜樣。周總理和鄧大姐在我們的記憶中是一對不可分開的儷影。國共和談期間，我們天天追逐著他們要新聞，他們不但不會感到不勝其煩，而且每次都是不厭其詳地回答我們的問題。在我們的心目中，他們不僅是新聞人物，更是親切、家常的朋友。回想起那段具有曆史性的、充滿溫情的日子，我們永遠也不會忘記，而他們也清楚地記得我們這群當年崇拜他們、敬慕他們的年輕人。
1985年5月8日，鄧大姐特地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約見當年采訪過國共和談的老記者敘談。當我們圍著她坐下時，她環視著我們，一一道出我們的名字，然後爆出一句非常親切的幽默評語：“你們都長大了。”這句話引得在座的人們哄堂大笑，使我們覺得自己一下子年輕了40多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