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旭立刻被這充滿著澎湃激情的詩篇所感染，洋溢的音樂才華噴礴而出。按照田野的話說，“他一邊念，一邊哼，還用手打著節拍，很快，他就完成了一首抒情的曲子。”
胡朗、謝旭老師馬上把女生們召集起來，一邊唱一邊編舞。午飯後，同樂會便在甲板上召開了。同學們載歌載舞，將壓軸節目《我們是一群春天的海燕》演唱得十分成功。同樂會出現了熱烈的高潮。田野清楚地記得，那群女中學生們，在依依難舍地和船員們告別時，依然深情地唱著那首歌。顯然，這首歌已經深深地打動了她們。這是她們自己的歌。
謝旭是1926年隨父母從菲律賓回國的歸僑。胡朗與謝旭是音樂學院的同學，1945年大學畢業後兩人結婚。他們先在四川萬縣師範學校任教，一年後兩人回到謝旭的老家廈門，並渡海到台灣彰化女中任教。麵對剛從日本侵略者的鐵蹄下光複的台灣，這對年輕夫婦感到大有作為，願為祖國寶島的文化建設貢獻青春才華。他們包攬了該校18個班的音樂教學，還兼做民歌的搜集整理等工作。
然而正當他們在各自的領域裏蓄勢衝騰之際，1949年，國民黨當局宣布將實施《戒嚴法》。海峽兩岸一度熱絡的交流驟然冰封。謝旭、胡朗夫婦於《戒嚴法》實施之前就離開台灣回到祖國大陸了。幾年後，田野亦經香港輾轉回到祖國大陸。
魂牽夢繞南郭的琴
返回祖國大陸的謝旭、胡朗先在南安師範學校任教。1952年他們夫婦雙雙調到集美。胡朗在集美中學從事音樂教學；謝旭則在集美航校、集美水校、僑校教語文，但仍積極參加各種音樂活動。此後雖仍多有變動，但他們在台灣的那段生活經曆卻一直縈繞在心頭。
“文革”中，謝旭因抄錯一張大字報而深陷囹圄，在台灣的經曆也成為說不清道不明的一段“懸案”。他被判刑20年。在那段艱苦的歲月裏，胡朗老師也去了“五七幹校”。在獄中，回憶往昔是謝旭打發日子的一種手段，特別是回憶在台灣任教的日子，會很自然地想起那些台灣學生。他還清晰地記得那些同學，其中有個很有天賦的彰化女孩叫呂學櫻，彈得一手好鋼琴。記得她最愛彈的曲子叫《花之歌》。他也記得在離別這些學生時的場麵，他給一個學生的留言本上寫道:“我們要把生命化作一把炫耀的火炬，它不是短短的燭光，隻照徹一人一地的昏暗，而是要把它交給我們的下一代。”如今，他隻能用這話來自勉。
1980年，羈獄10年的謝旭終於在各方麵的援助下無罪釋放。也許是獄中對往事的回憶太深切的緣故，謝旭很快就完成了《我尋找南郭的琴》一詩。南郭，台灣彰化的一條街道，也是當年謝旭任教的女校所在地。離開台灣幾十年，他始終沒忘記在台灣的生活，更沒忘記當年他所教授的那群可愛的學生。這種思念猶如白雲眷戀山岫般總在他心頭縈繞。在詩中，他寫道——
謝旭立刻被這充滿著澎湃激情的詩篇所感染，洋溢的音樂才華噴礴而出。按照田野的話說，“他一邊念，一邊哼，還用手打著節拍，很快，他就完成了一首抒情的曲子。”
胡朗、謝旭老師馬上把女生們召集起來，一邊唱一邊編舞。午飯後，同樂會便在甲板上召開了。同學們載歌載舞，將壓軸節目《我們是一群春天的海燕》演唱得十分成功。同樂會出現了熱烈的高潮。田野清楚地記得，那群女中學生們，在依依難舍地和船員們告別時，依然深情地唱著那首歌。顯然，這首歌已經深深地打動了她們。這是她們自己的歌。
謝旭是1926年隨父母從菲律賓回國的歸僑。胡朗與謝旭是音樂學院的同學，1945年大學畢業後兩人結婚。他們先在四川萬縣師範學校任教，一年後兩人回到謝旭的老家廈門，並渡海到台灣彰化女中任教。麵對剛從日本侵略者的鐵蹄下光複的台灣，這對年輕夫婦感到大有作為，願為祖國寶島的文化建設貢獻青春才華。他們包攬了該校18個班的音樂教學，還兼做民歌的搜集整理等工作。
然而正當他們在各自的領域裏蓄勢衝騰之際，1949年，國民黨當局宣布將實施《戒嚴法》。海峽兩岸一度熱絡的交流驟然冰封。謝旭、胡朗夫婦於《戒嚴法》實施之前就離開台灣回到祖國大陸了。幾年後，田野亦經香港輾轉回到祖國大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