魂牽夢繞南郭的琴
返回祖國大陸的謝旭、胡朗先在南安師範學校任教。1952年他們夫婦雙雙調到集美。胡朗在集美中學從事音樂教學；謝旭則在集美航校、集美水校、僑校教語文，但仍積極參加各種音樂活動。此後雖仍多有變動，但他們在台灣的那段生活經曆卻一直縈繞在心頭。
“文革”中，謝旭因抄錯一張大字報而深陷囹圄，在台灣的經曆也成為說不清道不明的一段“懸案”。他被判刑20年。在那段艱苦的歲月裏，胡朗老師也去了“五七幹校”。在獄中，回憶往昔是謝旭打發日子的一種手段，特別是回憶在台灣任教的日子，會很自然地想起那些台灣學生。他還清晰地記得那些同學，其中有個很有天賦的彰化女孩叫呂學櫻，彈得一手好鋼琴。記得她最愛彈的曲子叫《花之歌》。他也記得在離別這些學生時的場麵，他給一個學生的留言本上寫道:“我們要把生命化作一把炫耀的火炬，它不是短短的燭光，隻照徹一人一地的昏暗，而是要把它交給我們的下一代。”如今，他隻能用這話來自勉。
1980年，羈獄10年的謝旭終於在各方麵的援助下無罪釋放。也許是獄中對往事的回憶太深切的緣故，謝旭很快就完成了《我尋找南郭的琴》一詩。南郭，台灣彰化的一條街道，也是當年謝旭任教的女校所在地。離開台灣幾十年，他始終沒忘記在台灣的生活，更沒忘記當年他所教授的那群可愛的學生。這種思念猶如白雲眷戀山岫般總在他心頭縈繞。在詩中，他寫道——
多少年br曆盡泥濘坎坷的路br多少年br難忘彰化南郭的琴……br那噴著甘泉的荷花池br在小門旁邊br那條條繞著心間的弦br聽旋律多甜br多少年br綿綿長夜裏你留下兩顆心br多少年br低沉音節中我帶走一場夢……br多少年，我的心啊br留在彼岸br多少年，你的夢啊br遊在雲端br雲有多高br海有多深br夢有多長br愛有多深……
1982年9月，四川《星星》詩刊將其刊登出來。對當年的回憶是那樣悠遠而深情，以致在1987年台灣當局有限度地開放赴祖國大陸探親後，隻要有機會見到前來廈門探親或旅遊的台胞，他總會請他們回台灣後幫助查找南郭的琴———那些女學生的聯係地址。
無獨有偶，那些在台灣曾經被他們夫婦教授過的女學生們，也在盡自己最大的努力、通過各種渠道尋找幾十年前的恩師。
1992年，廈門市台聯、廈門市教委會分別聯係到謝旭老師，說有幾位台灣老人，自稱是謝老師的學生，在尋找當年的恩師謝旭和胡朗。已經退休在家的謝旭、胡朗激動得難以自持，馬上就給她們打電話。線兒一經牽上，所有的渠道就都通了。立刻，無論是在台灣的還是在海外的“彰女”，紛紛先後打來電話或寄來書信，在每個人的電話或信上，第一句話仍然是數十年前那句普通得再普通不過的話:“老師，您好!”然而，這幾個字的分量卻格外沉重，每一聲、每個字都令謝旭和胡朗熱淚盈眶。
特別是當年有對雙胞胎姊妹，一個叫楊佩珍，一個叫楊惠珍，從彰化女中畢業後又同時考進台灣師範大學音樂係，後又去國外深造，現在一個在東京，一個在台北。當她們得知謝老師和胡老師的消息後，分別給老師寫來信。姐姐說:“40多年後的今天，還能提筆寫信給老師，真覺得不可思議和幸運。記得40幾年前的某一天，我們在上課時突然聽說您們已經離開了台灣，我們兩人上課一直哭，一直哭……恩師難忘，希望有機會再見麵……”妹妹來信說:“我和佩珍能念音樂係，完全是老師給我們的指導和影響。那時老師那麼熱心地教我們，對我們那麼好，此生難忘……不知要怎樣來感謝才好呢？”
署名嶺月的女作者寄來了她寫的書——《老三甲的故事》。嶺月原名叫丁淑卿，他們的學生，現在已是台灣報刊著名的專欄作家。她在《台北國語日報》上發表了40多年前在彰化女中讀書時的回憶，把她所在的“老三甲”班發生的往事如潺潺流水般細細道出，竟在報刊上連載長達半年之久，後又由台北“文經社”以《老三甲的故事》出版單行本，被評為“最受歡迎的校園小說”，在一年中出版了12版。書中，嶺月深情地回憶起當年任教的那些來自祖國大陸的老師們，特別是音樂教師胡朗——“她是初一甲組50多名學生共同的‘最愛’。”她說，“胡老師不但愛學生，也了解學生的程度，她從簡單的民謠開始教，再一步步教大家唱著名的藝術歌曲……全班唱得如醉如狂。”她還說，“台灣光複後，大家不再唱日本歌了，一時之間又沒人會教中國歌，就這樣在我們年少的生命裏留下了一段沒有歌的空白。”當胡老師帶著祖國的民謠和藝術歌曲來到彰化女中填補這些饑渴的心靈時，“難怪我們‘學歌’如饑似渴……”她說，從歌聲中，她們認識了祖國，也認識了眼前的老師。老師教授給她們的東西，極大地拓展了她們的眼界和心胸，因此，即使是風風雨雨、世事滄桑，她們也永遠難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