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有一次跟媽媽一起去供銷社買東西，正好遇到一個大娘。媽媽順便瞟了一眼，便說雖然看上去挺劃算的，但送的東西很多都是過期的。
賣蠶繭的大媽卻說，這東西不用還能過期嗎？你說你這個女人真是奇怪，自己的稀飯都沒吹冷，倒是關心起別人的來了。
媽媽便不說話，自個買東西去了。可供銷社賣東西的女人不樂意了，對不起啊，我們這今兒不賣東西了。
媽媽問她，不是還早著嗎？女人就說，我們這兒都是過期的便宜貨，沒有你想要的“洋貨”，說完就自個掏出鏡子，整理自己的頭發。她這是變著法的罵人，我想跟她理論，媽媽拉著我就走了。媽媽總是這樣，不喜歡跟人做無謂的爭執。然而這在別人眼裏，是軟弱的表現。
從那以後，供銷社再也不賣給我們家東西了。
旺財媳婦大嗓門回來以後，小鎮頓時就活躍起來了，男人女人們也不再寂寞了。鎮東小廟也再一次熱鬧了起來。
上工回來的男人們，若不想去鎮東陪女人們瞎攪和，便會到老街巷子裏的茶館賭錢。泡上一壺茶，裝上一袋旱煙，也有裝水煙的，一邊賭錢一邊抽煙。不過賭注都不太大。這種都是白天上工累了的男人，三五成群擠在一處，互相調侃，排解排解壓力。還有一種人，成天混在茶館裏，不上工，一旦賭起來，身家性命都可以不要。鎮上有個裁縫大媽的大兒子，所有人都叫他狗娃。狗娃什麼事也不做，整天賭錢，把家產全都輸光了，還欠了一屁股債，還不起就跑路了，留下一筆債給他老娘。他老娘是個心腸極好的人，竟一句也沒罵他，狗娃走時，她還東拚西湊，幫狗娃把路費籌好了。狗娃走時，還算有點良心，跟裁縫大媽磕了幾個頭，叫了一聲媽，就扭頭離開了。據說狗娃一個人走了二十多公裏山路，到了縣城，謀了個差事，勉強能養活自己。
裁縫大媽這才放心了。靠著自己那點手藝，空閑了就去幫有錢人家幹活，一個人硬把債還了大半，可以想見有多辛苦。所以小鎮上的女人們都很敬佩她，尊稱她一聲“老太”。其實她不老，隻有五十出頭，隻是比一般女人要憔悴倒是真的，頭發也比一般女人白得早些。想想也夠可憐的，男人跟鎮上另一個女人跑了，留她一人帶大三個兒子，可大兒子成天賭錢，二兒子是個傻子，在街上被卡車活生生碾死，三兒子去當兵之後就再也沒有消息。兒子倒是有三個，晚景卻如此淒涼。
這樣想著，媽媽倒算是幸福的了。至少有我一直陪在她身邊。
漸漸地又到了開學的時間。今年就上初三了。老師們常說隻要考上了一中，就代表著一隻腳跨進了大學的門坎。其實我並沒有發現這兩者有什麼必然的聯係。但是其它同學們卻把這句話當做座右銘，更要甚者，竟把這幾個字刻在了課桌左上角，或者右上角，很有種懸梁刺股的感覺。我並不以為然。
開學那天，媽媽陪我一起去了。因為今年的學費還沒湊齊，媽媽想去跟主任商量，沒交上的錢，就用圃子裏的花來抵。整個小鎮也就我們一家花圃，基本上學校要是舉辦什麼活動，花都是在我們家訂的。往年也抵過兩次學費，隻不過今年的花被旺財媳婦砍了許多，便不夠抵，媽媽這才菜特地到學校裏來。
到了主任辦公室，媽媽說明了來意。
主任沒有立刻回答，想來是不肯的意思。
於是媽媽就問主任九年義務教育到底是什麼意思？
主任說這是國家的政策，免費接受教育的意思。
媽媽又問他九年是哪九年？
主任說小學六年，初中三年。
媽媽又說既然是義務教育，為什麼還要收費呢？
主任說媽媽這是鑽牛角尖，還說他們收的根本就不是學費，是建校費，資料費，書本費，你看看嘛，要是不收建校費，哪來這麼好的學習環境呢。
媽媽便不再說什麼，拉著我就走了，學校最終還是同意了媽媽的要求，理由是，我曾為學校爭過光。
那還是初一的事，當時學校說派人去縣裏參加奧數比賽，我抱著玩的心態報名了，誰知竟莫名其妙地拿了獎，學校至今引以為傲，借此大做文章。奧數都能拿獎，這學校還能差到哪去呢。也是因為那次，鎮中名聲大振，從其它學校轉來很多同學。有錢的人也跑來投點資，作為建校費，順便把自己的孩子扔進了鎮中，作為重點培養對象。
也是那次以後，學校的建校費就翻倍了。而罪魁禍首竟然是我。每次想到這裏就覺得很內疚。雖美其名曰義務教育，可因交不起高額建校費而輟學的同學，又有多少？都說我們是早晨八九點鍾的太陽，可又有多少“太陽”能熬過漫漫長夜，在八九點鍾綻放自己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