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天國裏也有電影院，而他們於彼重逢，當有新的宏片巨製奉獻給上帝與諸天使。
張愛玲在台灣雖然隻是驚鴻一瞥，緣分卻從此結下。台灣青年幾乎人手一本張愛玲，讀得如醉如癡。難怪台灣女作家朱天文不無自豪地說：“關於張愛玲，大陸是比台灣晚了至少三十年。在台灣可以說，我們是讀張愛玲長大的，弱水三千取一瓢飲，每人都從張愛玲那裏取得了他的一瓢。這樣的文化構成，跟大陸的確不同。一言以蔽之，個人的自為空間。”
張愛玲作品“回到”大陸是80年代以後的事——而且不是“全部”！——彼時港台文學襲擊內地，張愛玲隨之回流，讀者們驚喜而茫然，不是把她當成“出土文物”就是認做“美籍華人”，而主流文學更是帶著一絲本能的拒絕對其諱莫如深。
香港許子東先生曾說：“有趣的是，一般當代作家如被人評為有‘魯迅精神’、‘老舍語言’或‘沈從文風格’等，大都會感到光榮自豪。何以被認為是張派的作家，卻不是‘劃清界線’就是‘叛逃前身’，甚至有意無意都對張的影響感到焦慮？是否因為作家們不願被太有魅力的前人身影湮沒?或許人們對張愛玲的文學史地位仍有困惑?”
而台灣作家就沒有這些顧慮，早在六七十年代時自稱“張派”作家的已經不乏有人，並奉張愛玲為“祖師奶奶”。這大紅大紫，究本溯源有兩大原因：一是1961年夏誌清《中國現代小說史》（英文本）的出版；二是台灣皇冠出版社對張愛玲作品的係統推薦。
夏誌清，江蘇吳縣人，1921年出生於上海浦東，1942年6月自滬江大學畢業，1945年10月離滬去台北。據他自己回憶，從大學畢業到赴台中間的三年裏，“隻參與過兩個像樣的文藝集會：1943年秋天我在宋淇兄嫂家裏見到了錢鍾書、楊絳夫婦和其他上海的文藝名流；1944年夏天我在滬江英文係低班同學家裏見到了張愛玲和不少滬江、聖約翰大學的學生，他們都是仰慕張愛玲而來的。”
那位“低班同學”，指的是滬江大學英文係畢業生章珍英女士；見麵地點，是在章同學巨籟達路661號的家中；1944年，正是轟轟烈烈的“張愛玲年”。不過當時的夏誌清正在埋頭專攻英美文學，抱定宗旨不讀中國當代作品，因此對張愛玲所知有限。參加這樣的一個文藝集會，目的隻是想“見到幾位愛好文藝的聰明女子”，倒不是為了慕張愛玲之名。在那天的見麵會上，他的視線一直被一位美麗的寧波小姐劉金川所吸引，後來追求了許久而未果；對張愛玲反而印象不深，隻記得“她穿的是一襲旗袍或西服，站著談話，笑起來好像給人一點缺乏自信的感覺。聽眾圍著她，好像也都是站著的。”
此後夏誌清在胡適的鼎力推薦下，得到一筆助學金，得以赴美留學，成為耶魯大學的英美文學博士生。在耶魯期間認識了第一任美國妻子，生了個女兒，可後來離婚了；第二任妻子是台大畢業來美的王洞，又生一女，可惜天生癡呆，不會講話，生活完全不能自理，這是夏誌清生平至大憾事。
夏誌清1961年完成《中國現代小說史》一書，第一次讓美國人知道了魯迅、茅盾、老舍、錢鍾書、沈從文、張愛玲的名字。認為：“張愛玲應該是今日中國最優秀最重要的作家。僅以短篇小說而論，堪與英美現代女文豪曼殊菲爾、安泡特、韋爾蒂、麥克勒斯等相比，某些地方恐怕還要高明一籌。”《金鎖記》則“是中國自古以來最偉大的中篇小說”。
該書一經出版，立即成為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熱門書，也是許多歐美大學的教科書。然而這時的夏誌清與張愛玲其實並無交往，此前雖在上海有過一麵之緣，張愛玲早已不記得了；他們的第二次見麵，是在1964年3月的華盛頓，由“美國之音”中文部編輯高克毅做東，請陳世驤、吳魯芹、夏氏兄弟同張愛玲在一家館子相會。這在後文會有更詳細的介紹。
此後，夏誌清與張愛玲正式建交並開始通信。2004年10月，曾以一部自傳體勵誌小說《曼哈頓的中國女人》蜚聲文壇的周勵女士兩次采訪夏誌清先生，第一次在飯店見麵，第二次則在他紐約哥大附近113街公寓的家中，並帶去了《她從海上來》的碟片。
夏誌清向周勵出示了張愛玲的多封來信，張愛玲用打字機打出的地址，既沒有用Eileen，也沒有用賴雅FedinomdReyhor的姓氏，隻是一個“Chang”。信都是豎式書寫的，用的是薄薄的白信紙，黑色鋼筆字很清秀，每封信的最後總是要提夏太太王洞的名字。夏太太說：“張愛玲真懂禮貌，每一封信都要問問我和月珍（癡呆女兒）好。”
談起張愛玲的兩任丈夫，夏誌清餘怒未消，認為：“這個賴雅，因為窮得淌淌滴，一定要張愛玲流產！孩子對於女人就像生命一樣重要啊。張愛玲流產後真真是萎謝了。如果她有個一男半女，在以後寡居的幾十年中會給她帶來多大的欣慰快樂！我想，這可能是她在最後的《對照記》中既沒有胡蘭成，也沒有賴雅的照片文字的原因。這兩個男人實在都不值得她愛戀思念！”
《中國現代小說史》將張愛玲第一次寫進文學史，這對於張愛玲作品而言，無疑是具有著裏程碑的意義；然而對於張愛玲本人來說，卻似乎波瀾不興，草木依舊，她的英文小說的出版仍然很困難，她的經濟情況也絲毫不見好轉，而她的丈夫賴雅則更在經受著生死之危。
真正對她的經濟狀況與作品出版具有直接改善之功的，是台灣“皇冠”出版社老板平鑫濤。
平鑫濤的名字，對於大陸讀者並不陌生，不僅因為他是《皇冠》雜誌的負責人，還因為他是“愛情教母”瓊瑤的丈夫；而對於本書來說，他的另一重身份更值得玩味——他同時還是當年中央書局老板平襟亞的侄子。
20年前在上海，張愛玲的第一本書《傳奇》沒有交給中央書局出版，從此與平襟亞結了梁子，還惹下了“一千元灰鈿”的官司；20年後，她終於還是把出版權交給平家人了，而且，這一合作便是30年，直至死後。
平鑫濤回憶：“1965年在香港，我遇到了宋淇先生，他是一位溫文爾雅的讀書人，我們一見如故，他很熱心地推薦了好幾位香港的作家給我，尤其是張愛玲。那時，張愛玲已旅居美國。聽到張愛玲的名字，我覺得又親切又高興，出版她的作品，絕對是一個很大的榮幸。《怨女》在1966年4月出版，彼此合作愉快，從此張愛玲的全部作品，都由‘皇冠’獨家出版。年輕時期的張愛玲和平襟亞先生的《萬象》雜誌結下深厚的文學之緣，而後又和‘皇冠’愉快地長期合作，前後五十年，與兩個平氏家族的出版事業緊密攜手，這樣橫跨兩代的淵源，也許正如她第一本書的書名一樣，可說是另一則‘傳奇’吧。”
1966年4月，《怨女》由台灣皇冠出版社出版，不久又接連出版《秧歌》、《流言》、《張愛玲小說集》以及《半生緣》等，遂掀起台灣的“張愛玲熱”。而“皇冠”的版稅亦成了張愛玲此後最主要的經濟來源，在1983年12月22日張愛玲給夏誌清的信中曾明確提到：“我一向對出版人惟一的要求是商業道德，這些年來皇冠每半年版稅雖有二千美元，有時候加倍，是我惟一的固定收入……”肯定之情，溢於紙上。
1984年1月，她又在《皇冠》創刊三十周年紀念專號上公開發表隨筆散文《信》，聲稱：“《皇冠》我每一期從頭看到尾，覺得中國實在需要這樣一個平易近人而又製作謹嚴的雜誌。”“《皇冠叢書》近年來大量譯暢銷書，我一直私底下在信上對朋友說這條路走得對，推遠了廣大讀者群的地平線。”
平鑫濤回憶：“張愛玲的生活簡樸，寫來的信也是簡單之至，為了不增加她的困擾，我寫過去的信也都三言兩語，電報一般，連客套的問候都沒有，真正是‘君子之交淡如水’。為了‘快一點聯絡上她’，平日去信都是透過她住所附近一家雜貨店的傳真機轉達，但每次都是她去店裏購物時才能收到傳真，即使收到了傳真，她也不見得立刻回信，中間可能相隔二三十天。我想她一定很習慣這種平淡卻直接的交往方式，所以彼此才能維持三十年的友誼而不變。”
可見她們的友情不僅出於出版商與寫作人的合作，更是建立在彼此的尊重與體恤上。
張愛玲顯然也是這樣想。她一直在為自己的“版權”爭取，卻並不對自己的“版稅”計較。大陸有人搜集了她的舊作擅自出版，她因此十分不悅，一度想訴諸法律，直到那家出版社願意回收那兩本書才作罷；然而後來當真授權大陸某出版社出版文集，稿酬隻是菲薄的千字二十五元而已，她卻也欣然接受。隻是因為那兩本書的印刷實在粗糙，才又不得不收回版權。
相比之下，平鑫濤與《皇冠》出版社的“商業道德”可謂高尚，而合作方式又如此“安靜”，自是深得張愛玲之心。她後半生最重要的兩部作品《海上花列傳》白話本與《紅樓夢魘》也都由皇冠出版，此外尚有《惘然記》、《餘韻》、《續集》、《愛默生選集》以及帶有自傳性質的散文集《對照記》等，共計16部之多。
夏誌清曾在《超人才華，絕世淒涼——悼張愛玲》裏寫道：“張愛玲這幾年來校閱了皇冠叢書為她出版的‘全集’，並新添了一本《對照記》，把所有要留傳後世的自藏照片，一一加以說明，等於寫了一部簡明的家史。去年底她更獲得了《中國時報》頒給的文學‘特別成就獎’。張愛玲雖然體弱不便親自返國領獎，與多少敬愛她的作家、讀者見麵，但她已為他們和世界各地的中國文學讀者留下一套校對精確的‘全集’，可謂死無遺憾了。”
——她的第一本書《傳奇》沒有交給平襟亞，然而她的最後一本書《對照記》與生平作品“全集”卻交給了平鑫濤，這已經不僅是“傳奇”，簡直是“拍案驚奇”。
更讓人感慨的是，張愛玲在去世前遺囑將所有財產交付宋淇。而宋淇則在四個月後（1966年1月1日）簽署了一份《委任授權書》：“本人茲委任台灣皇冠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獨家代理有關本人所擁有之張愛玲女士著作權在全世界任何地區之一切版權事宜，包括任何出版授權及其他以任何形式、任何媒介之一切改作和衍生授權。”同年，宋淇去世，其夫人宋鄺文美成為張愛玲作品法定繼承人。
“皇冠”遂成了張愛玲著作版權的合法代理人與最大受益人。2003年9月11日，平鑫濤發表《版權聲明》：“所有張愛玲著作依照世界著作權公約和伯爾尼公約之規定，其著作權均仍有效存續，並未成為公共財產。本公司於張愛玲女士過世後，即獲宋淇夫婦委任全權獨家代理所有張愛玲著作之相關版權和法律事宜。”並申明除了他曾授權的哈爾濱出版社外，“所有未經授權或授權早已期滿之張愛玲著作版本均屬非法之盜印版”。
此前，他曾先後授權給花城出版社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過張愛玲的作品，授權期為兩年。
我手上便有一套花城出版社1997年3月第一版的“張愛玲作品集”，共十一本，“前言”將張愛玲和魯迅相比較著，然後得出結論說：“（魯迅）從《狂人日記》到《故事新編》中的作品，沒有一篇是重複的。相比之下，張愛玲從《沉香屑第一爐香》到《五四遺書》（按：其實應該是《五四遺事》，不知是作序人錯了還是校對紕漏）似乎始終沒有‘長大’，唱的仍是同一種腔調。一個不能不斷地突破自我的作家，終究難以以‘偉大’來形容。張愛玲隻是一位創造了一種獨特風格的優秀作家。”我對此論斷非常不讚同，不知平鑫濤收回版權是否也與此有關。
值得一提的是，平鑫濤曾透露，張愛玲生前還創作了一部自傳體小說《小團圓》，並且初稿已經完成，也有意交給皇冠出版。可是這部書的草稿現在哪裏呢？既然遺作已經完全交給宋淇，而宋淇又悉授平鑫濤全權處理，那麼這麼重要這麼有價值的一部自傳為什麼遲遲不肯刊印發行？難道是等待時機拋高售價？
我在翻查有關張愛玲的各種資料中，曾經忍不住站起來兩次——
一次是因為看到桑弧原來就是越劇《梁山伯與祝英台》的導演，頓覺遺憾不已——原來是他！我媽媽是越劇迷，我從小跟著她聽得最熟的兩部越劇，一部是徐玉蘭、王文娟的《紅樓夢》，另一部便是這《梁山伯與祝英台》，可從沒注意過導演是誰。原來便是桑弧。這可真叫我失神，那他可真配得過她了！倘若她嫁了他，可有多麼好！
另一次是看到浦麗琳寫的《張愛玲、夏誌清點〈海上花〉》裏說：“張錯從書架上取下一大一小兩個紙盒，抽出台灣皇冠出版社複印的相片、中文手稿影印本、書籍、卡片、英文稿《少帥》……”
——看到此我不由得一震而起，從前隻知道她曾經赴台采訪張學良而未得，原來已經動筆了，還有英文手稿留下來，那麼如今那手稿在哪裏呢？打算何時印行？又打算請何人譯成中文？
張愛玲寫的《少帥》！一個我最敬愛的作家來描寫一個我最敬愛的長輩，我多麼期待它！
第一次聽說少帥的故事，也是從媽媽那裏。她稱於鳳至做姑姑，講起於、張兩家的淵源，與後來我在曆史課本上讀到的頗為不同，以至於我在曆史課上聽到“東北易幟”、“西安事變”這些大事件時，竟沒有把兩個張學良聯係起來。陰差陽錯從大連來了西安後，一直對這個城市沒有親切感，直到接受貝塔斯曼邀請寫作遊記散文《緣分的西安》，赴西安事變紀念館拍照時，才忽然意識到：我竟是踩著前人的腳印在亦步亦趨呢。後來送外甥女就讀西北大學，看到少帥立的石碑，才知道西大原是張學良創建，不禁撫碑歎息良久。先生也是西大畢業，我對他笑言：我們兩人經曆背景沒半點相似處，追本溯源，一線因緣卻在這裏。
多年來，我對張愛玲的《紅樓夢》劇本及《少帥》草稿好奇至死而又無可奈何。這兩年“張學”們一再打撈舊作，一會兒是《鬱金香》出土，一會兒是《同學少年都不賤》遺作問世，一會兒又說還有《小團圓》和《描金鳳》未完，現在又說有《少帥》英文稿……卻偏不肯痛痛快快地一次性示眾，非要抻著拖著，隔一年拋一點成績出來，撲朔迷離，真不知是真是假！
老實說我對那個《鬱金香》就抱有懷疑態度，那充其量就是一個文學愛好者在刻意模仿張愛玲的筆調。說句刻薄的話——誰知道這時候哪個模仿者又躲在哪個犄角旮旯裏正狂寫《描金鳳》或是《小團圓》呢？擱兩年再拋一本“逸作”出來，反正死者長已矣，沒人同他對質。
活著，就是這點占便宜！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