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曆史的發展並不是一條直線，就像滔滔不絕、一瀉千裏的黃河，它雖然注定要流向大海，但畢竟在東奔的遙遠路途中，還要經過無數個“九曲十八彎”。
南京國民黨政府在軍事上慘遭失敗後，不得已又重新祭起“和談”這個法寶。
1949年1月3日，李宗仁尚未執掌南京“總統府”的大印，便積極展開斡旋，通過蘇聯駐南京外交使團，向蘇聯政府送交了備忘錄。在這份備忘錄中，李宗仁直截了當地要求蘇聯政府充當中國內戰的調解人，支持國共兩黨進行和平談判。1月9日，蘇聯政府收到了這份備忘錄。次日，斯大林親自致電毛澤東，全文轉達了國民黨政府的備忘錄，並提出了蘇聯政府草擬的複文，征求中共中央的意見。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蘇美兩國開始由合作逐步轉向對峙。蘇聯出於自身安全利益的考慮，既不願意得罪國民黨政府，又不願意給人留下蘇聯與中共有特殊關係的印象，更不願讓美國人再度插手中國事務。在得知美國駐中國大使司徒雷登正在積極謀求國共兩黨之間和談的情況後，蘇聯政府顯然不願意反對和平談判的建議。不過，蘇方也要求國民黨政府認清，這件事歸根結蒂取決於中共的態度，而不取決於外國政府。於是，蘇聯政府在擬定的回複李宗仁方麵的電文中稱：蘇聯政府向來主張中國國內停戰，並且建立和平，但是在未表明是否同意調解之前，蘇聯政府希望知道，對方即中共是否同意蘇聯承當調停人。
但在給中共中央的建議中，斯大林明確主張進行和談。出於自身利益的考慮，蘇聯方麵竭力排斥美國充當調停人。電報說，“如果征詢你們的意見，大致可以如此答複：中共向來讚成中國國內和平，但中國的內戰不是中共開始的，而是南京政府開始的，它應當承擔戰爭後果的責任，中國共產黨人讚成與國民黨談判，但是不要那些掀起中國內戰的戰犯們參加。中共主張直接與國民黨談判，而不要任何外國調解者。中共特別認為這樣的外國調解是不可能的，即它們自己以其武裝力量與海軍參加中國內戰反對中國人民解放軍，因為這樣的國家對於清除中國的戰爭不能認為是中立的和客觀的。”來自遠方朋友的關注，中國共產黨自然十分感謝。但是，毛澤東對於電文中那些多少有些指手畫腳的“意見”不屑一顧。
1月11日，毛澤東迅速就此作出了答複。複電稱，“我們認為蘇聯政府對南京政府要求蘇聯調停中國內戰的照會應作如下之答複：即蘇聯政府自來是，現在仍然願意看見一個和平的、民主與統一的中國，但是用何種方法達到中國的和平、民主與統一，這是中國人民自己的事，蘇聯政府根據不幹涉他國內政的原則，未便參加中國內戰雙方之間的調和工作。”
毛澤東明確告訴斯大林：中國革命目前已經勝利在握，不必再用迂回戰術。國民黨的和談建議，其實隻是一種拖延革命勝利的陰謀。而在中國革命即將取得全國勝利的時候進行這樣的談判，隻會推遲革命勝利的時間。因此，中共中央決定回擊南京政府的“和平攻勢”，充分揭露其和談陰謀。
1月14日，毛澤東發表了《關於時局的聲明》，針對南京政府和談呼籲，異常嚴厲地指出：“雖然中國人民解放軍具有充足的力量和充足的理由，確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時間之內，全部地消滅國民黨反動政府的殘餘軍事力量；但是，為了迅速結束戰爭，實現真正的和平，減少人民的痛苦，中國共產黨願意在下列條件的基礎之上進行和平談判。這些條件是：
一、懲辦戰爭罪犯；二、廢除偽憲法；三、廢除偽法統；四、依據民主原則改編反動軍隊；五、沒收官僚資本；六、改革土地製度；七、廢除賣國條約；八、召開沒有反動分子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接收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及其所屬各級政府的一切權力。
在聲明中，毛澤東強調：“如果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中的人們，願意實現真正的民主的和平，而不是虛偽的反動的和平，那麼，他們就應當放棄其反動的條件，承認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八個條件，以為雙方從事和平談判的基礎。否則，就證明他們的所謂和平，不過是一個騙局。”毛澤東的聲明，雷霆萬鈞，氣勢磅礴，代表了正義、進步和人民的意誌，把國民黨方麵玩弄的假和平、真備戰陰謀揭露得淋漓盡致。聲明發布後，得到了全國人民以及各民主黨派的廣泛擁護。
那一場大雪到年後都沒有化盡，毛主席常常在院中佇立，望著殘雪出神。傍晚時分，衛士小心翼翼地來到他的身後，輕聲喊他：“主席，天黑了，外麵很冷。”毛澤東似乎沒聽到。他從口袋裏掏出一支香煙，銜在嘴上。“嚓”的一聲，衛士幫他點著了火柴，他接過火柴，看著火光一直讓它熄滅。
2.國民黨內部上演“逼宮”鬧劇
蔣介石針對毛澤東開列的和談八項條件，於次日召見張群、張治中、吳鐵城等，商議對策，決定暫不馬上表態。第二天，蔣又召見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和中國銀行總經理席德懋，命他們把存入美國的外彙化整為零，存入私人戶頭，以免和談成功後交給聯合政府，這種大貪汙、大盜竊的行為昭然若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