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之所以能長達數千年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中國之所以能成為四大文明古國中碩果僅存的國家，其根本在於有著凝合力極強的文化道統，在於這個文化道統派生出來的大一統的國家觀。這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國家觀，由此，中西方的曆史學家在研究統一問題時，都給予了高度的重視，非但是重視，且作為經典的現象來加以闡述。
中國的大一統，是一種理念，一種顛撲不破的理念，一種為天災人禍所不能摧疑的理念，一種高於民族其他利益的理念。
中國大一統的實際形式，在曆史進程中並非一而貫之。由於政治、經濟、民族等多種變會的因素，常常使統一的國家陷入分裂的狀態，陷人軍閥、政客割地為王、各自為政的狀態。然而，深植人心的統一觀念一直蟄伏著，猶如被山火過後的野草，一旦春風化雨，便會破土而出，恢複盎然的生機，重新締造大一統的國家。
統一，分裂，相互交替，是事實。
統一終究戰勝分裂，終究是主流，那更是事實。
故而，羅貫中在《三國演義》的開篇中，將中國國家狀態的演進，用了極為簡練的八個字來總結，叫做：“分久必台，台久必分”。
英國史學泰鬥湯因比，用曆史哲學的語言，論述統一國家的第三特征是：“它們是一種‘集合，的表現—一而且是一種特剮顯著的集合的表現；它是在一個解體過程中以一連串的‘分散——集合——再分散’表現出來的；當人們對一個混亂時期屢次三番想遏阻它，但總是遭到失敗，眼看著局麵每況愈下，但是最後看見有一個統一國家成功地建立起來，總算限製著混亂的發展時，那些能及身見到這種局麵的一代人是多麼的向往和感澈啊！”（《曆史研究》）
兩種語言，敘述的是同樣的事實。
若用浪峰與波穀來比喻，統一便是浪峰，分裂便是渡穀，我們現在將要說的，就是南北朝的波穀向隋朝的浪峰推進的曆史階段，換言之，就是繼戰國末、三國末之後又一次從分裂走向統一的進程。
東漢政治糜爛，激起了社會大動蕩，引出了群雄逐鹿，逐鹿的結果是魏、蜀、吳鼎足三分，最終三家歸晉。建立統一大業的西晉是短暫的，由門閥大族壟斷政權造成的弊端，清談所帶來的務虛風氣，皇族內部爭權奪利的八王之亂，使西晉陷入比東漢末更為混亂的境地，不久政權便為匈奴族的劉氏軍事武裝所消滅。
西晉的消亡，使全國在整體上分裂為南北兩大板塊。
北方拉開了各族大爭戰的帷幕，其以匈奴、羯、鮮卑、氐、巴五個少數民族為主體，史稱“五胡亂華”，加上漢族，前後成立了十六國。後來，鮮卑族拓跋氏建立的北魏統一了北方。然而，好景不長，相繼爆發了各族大起義，在起義中崛起的高歡、宇文泰兩大軍事集團，將北魏分割為東魏、西魏。隨之，高氏、宇文氏又分別對東魏、西魏取而代之，建立了北齊、北周。北周滅掉北齊，再度統一北方。
南方為東遷的晉室殘餘力量所占據，重組了東晉政權。東晉雖擁有半壁江山，然並不穩定，外受北方威脅，內受軍閥威脅，在風雨飄搖中終結。在東晉之後，是宋、齊、梁、陳四朝相繼而立。
如此南北對峙的局麵，史稱南北朝。
從西晉的消亡，到南北朝的結束，分裂的時間長達兩個半世紀之久。
分久必合，這次合，是由楊堅所創立的隋朝來完成的。
楊堅出自北周，隋朝脫胎於北周。
楊堅的父親楊忠是早年追隨宇文泰的功臣，在北周立國後，論功行賞，晉升為大將軍，並成為掌握政權的關隴集團的核心成員，被賜姓普六茹氏，爵封隋國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