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文章多對墓葬某一問題進行討論。吳春明、王煒討論了峽江地區的崖葬內涵、時代、性質、族屬等問題。羅二虎先生《西南漢代畫像與畫像墓研究》涉及到了峽江地區畫像磚石墓。李大營、肖貴田討論了重慶地區東漢六朝時期合葬墓中的有關問題。蔣廷瑜先生通過巴東西瀼口出土的漢晉墓磚探討此地墓磚的形製、製作及其產地。石磊、高嶸對渝東地區東漢墓出土的墓磚，從顏色、工藝、種類、紋飾等方麵進行了分析，論述了墓磚的基本特點、成因及意義。鄒後曦、白九江對三峽地區東周至六朝鐵器的考古發現及相關問題進行了初步探討。朱順龍、褚馨綜合文獻和其他民俗學研究成果對峽江地區漢代陶器的地方特色、發展麵貌、以及與周邊的蜀文化、楚文化、中原文化的交融進行了初步的研究。吳桂兵介紹了秭歸出土的搖錢樹情況，並對其來源路線進行論證。峽江地區出土的鎏金銅牌是比較有特點的器物，自90年代初趙殿增、袁曙光先生對巫山出土的鎏金銅牌進行了初步介紹和討論後，巫山文管所對巫山發現的鎏金銅牌飾進行了詳細介紹，後漸引起學者的關注。曾繁模對巫山地區漢代樂舞俑進行了討論。武瑋對峽江地區漢晉墓葬出土陶屋模型進行探析，認為峽江地區的陶屋模型與中原地區相比較，帶有明顯的中原文化特征，但幹欄建築和帶有簷廊房屋模型的流行則體現了這一地區陶屋模型的地域特色。對於峽江出土佛教遺物的研究也比較多，依然偏重於佛教傳播問題，相關討論南方早期佛教的文章也多涉及到峽江的佛教遺物材料。尹俊霞對漢晉時期長江流域出土的胡人俑進行了研究，涉及到峽區胡人俑的問題。鍾禮強、吳春明和高蒙河對萬州的聚落進行了討論，潘碧華對雲陽聚落進行了研究，其中均涉及到漢晉時期的聚落問題。蔣曉春還專門撰文討論了峽江地區“漢製”的形成及其背景，另外對目前峽江地區漢唐考古的研究狀況進行了總結。劉自兵等對三峽地區磚（石）室墓建築進行了研究，也談到了漢、六朝墓葬建築情況。
此階段峽江地區漢晉墓葬考古研究在三峽水庫建設的帶動下迅速發展，庫區範圍大、發現漢晉墓葬數量多，提升了漢晉墓葬考古在峽江考古乃至全國考古中的地位。此前峽江地區考古研究偏重於先秦以前，特別是以巴文化的問題最受關注，對曆史時期考古並不重視，然而峽江地區發現的曆史時期墓葬、遺址卻是最多，雖然不能完全改變研究者對於先秦考古的嗜好，但在一定程度上引起學者們對峽江曆史時期考古的注意，另一方麵也改變了以往視峽江地區為最貧瘠地方的觀點，實際上漢晉時期此處有著豐富而特殊的物質文化麵貌。
國家的重視、媒體的宣傳和接連不斷的重要發現使峽江考古受到全國關注。但三峽庫區大規模發掘終要結束，如何在大規模發掘之後繼續保持峽江考古的地位，這是峽江考古研究者必須考慮的問題，及時將眾多重要的資料發表出來也許是繼續吸引研究者目光、提高研究水平的辦法之一。
總之，峽江地區很早就有墓葬發現，但直到20世紀30年代，科學的漢晉墓葬研究才真正開始並取得初步的發展。新中國成立後，為配合基建發現了一些墓葬，但是數量很少，影響不大。至三峽水庫建設開始，峽江考古進入一個飛速發展的階段，漢晉墓葬研究也取得了很大的提高。但是目前的研究多限於基礎性的工作，少見深層次的研究。峽江地區處於交通要道上，文化因素非常複雜，如能利用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對峽江複雜文化麵貌進行剖析，對於研究峽江社會、曆史會有重要幫助，也會進一步推動峽江地區考古研究的深入發展。可是目前這方麵的工作還比較少，《峽江地區西漢墓葬研究的若幹線索》、《巫山東周兩漢墓分期及分區》等文章雖進行了初步分析，但是局限於某一地區或某一時代，而且受到文章篇幅的限製，所以本書希望能繼續深入這方麵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