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竺可楨先生研究，進入東漢以後，我國天氣有變冷的趨勢。許倬雲先生在此基礎上認為，北部寒冷的天氣可能會使北方人口南移至較溫暖的長江流域。上文已經談到，峽江地區漢晉時期比較溫暖，氣溫要比現在高1－3℃，再加上本地鹽業、商業吸引力，北方移民也有可能進入峽江地區。
移民的不斷遷入使漢代峽江地區人口有了大幅增長。據《漢書·地理誌》，元始二年（2）巴郡“戶十五萬八千六百四十三，口七十萬八千一百四十八”，到了永和五年（140）“戶三十一萬六百九十一，口百八萬六千四十九”，短短一百多年，戶數增長一倍，人口增長三十多萬，此處的人口與戶數增長不太符合，這可能和東漢中晚期地主豪強隱匿人口有關。至永興二年（154），巴郡人口又有增長，“戶四十六萬四千七百八十，口百八十七萬五千五百三十五”。十餘年間戶數又增長十幾萬，人口增長近八十萬，這次戶數與人口比例相對合理，較《後漢書》中數字準確些，表明東漢中後期峽江地區人口仍在持續不斷地增長，這也成為東漢分郡之議的重要理由。如此龐大的人口增長顯然不是自然繁衍的結果，其中增長的大部分應為外來移民。
峽江地區發現的漢代遺址急劇增多也印證了此時期的人口大幅增長。鍾禮強、吳春明二先生對萬州區武陵、朝陽三十八處漢唐居址、墓地的調查研究表明，漢代以來此處遺址較先秦時期有了大幅擴展，體現了此處早期漢民的大規模徙入。高蒙河先生對萬州發現的各個時期遺址進行了統計，發現先秦時期的僅有19處，而秦漢時期的有90處，激增了近五倍，其中大部分為新開辟遺址。潘碧華對雲陽的聚落進行了討論，發現先秦遺址（包括舊、新石器時代）共有14處，至秦漢時期雲陽地區遺址、聚落激增35處。其實不僅是萬州，峽江各個地區均是如此，據1993－1995年的調查結果，庫區發現了數十個舊石器時代遺址，近百處新石器時代遺址，百餘處商周遺址，而漢至六朝的遺址卻有四百六十餘處，遠遠多於早期遺址的總和。
這些遺址和墓葬絕大部分為典型的漢文化遺存，是漢民徙入的最好說明。移民大多是來自漢文化發達的中原地區，峽江地區與中原的直接通道不多，道路艱難，而秦漢時期蜀地與關中的諸多道路得以開通，所以很多移民先來到川西，然後再順江而下來至峽江地區。藍勇先生對兩漢四川郡守的籍貫做過統計，其中巴郡太守主要是來自中原和川西地區，這也從側麵說明了峽江地區的移民主要來源於中原和川西地區。因此峽江地區墓葬在西漢中期以後很快就表現出強烈的漢文化特征，同時也有帶有川西平原文化痕跡。東漢以後漢民進一步大規模徙入，峽江地區的漢文化也緊隨中原漢文化有了進一步的發展。
東漢末至三國四川的移民來源方向有了變化，東來移民成為主流。初平三年（192）“南陽、三輔民數萬戶流入益州，（劉）焉悉收以為眾，名曰‘東州兵’”。以後劉備入蜀時又帶入大量的南陽、荊州人士。葛劍雄先生根據《三國誌》對遷蜀人物進行了統計，發現遷蜀人員主要來自南陽、荊州。其中部分移民有可能進入峽江，因為這兩次移民入蜀都是通過長江水道。
西晉以後，流民入川。“元康中，氐齊萬年反，關西擾亂，頻歲大饑，百姓乃流移就穀，相與入漢川者數萬家”。後“散在益、梁，不可禁止”。隨著流民的進入，戰亂紛起，巴蜀地區的土著居民開始外逃，《晉書·王澄傳》。“巴蜀流人散在荊、湘者……於是益、梁流人四五萬家一時俱反，推杜弢為主。”此則材料明確提到梁州居民東遷，而且規模巨大，以至於“城邑皆空，野無煙火”。為了增加人口，引僚入蜀，梁朝李膺《益州記》。“李雄時嚐遣李壽攻朱提，遂有南中之地，壽既篡位，以郊甸未實，都邑空虛，乃徙旁郡戶三千以上實成都，又從牂柯引僚人入蜀境，自象山以北，盡為僚居，蜀本無僚，至是始出巴西、渠川、廣漢、陽安、資中、犍為、梓潼，布在山穀，十餘萬家。”入蜀的僚人數目如此龐大，應有部分散布到峽江地區。隨著峽江居民大規模東遷，少數民族紛紛從山中出來，至東晉南朝峽江地區居住著大量的少數民族，他們在此“更相崇樹，僭稱王侯，屯據三峽，斷遏水路，荊、蜀行人，至有假道者”。這些民族的到來為峽江地區帶來新的文化因素，如戊組器物就是由北方的少數民族帶入。
通過對峽江地區漢晉移民情況的考察，可以了解到秦滅巴蜀之後，四川盆地以遷入移民為主，而且遷入的都是文化水平較高的中原人士，所以峽江地區的漢文化迅速形成，至東漢以後漢民劇增，此處的漢文化發展到鼎盛。東漢末至蜀漢，東來移民增多，此時長江中遊地區對於峽江地區的考古學文化影響逐步增加。蜀漢以後，文化水平較高的居民大量遷出，文化水平較低的蠻僚之族占據峽江地區，此時峽江地區文化有一定的衰落，少數民族受東晉影響比較大，所以文化表現與長江中下遊趨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