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共三章，采用了重疊複遝的形式。每一章句數、字數相等，但結構的相同並不意味簡單的、機械的重複，而是不斷遞進，有所發展的。如首章結句“與子同仇”，是情緒方麵的，說的是我們有共同的敵人。二章結句“與子偕作”，作是起的意思，這才是行動的開始。三章結句“與子偕行”，行訓往，表明詩中的戰士們將奔赴前線共同殺敵了。
楚辭
如果我們把源遠流長的中國詩史比作浩浩蕩蕩的長江大河，那麼，西周初年至春秋中葉的《詩》三百篇就是它的上遊，它們如同峭壁叢林間的山泉瀑布，千回百轉，融會貫通，為下一階段的發展積蓄了巨大的能量。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帶來思想文化的大解放，也帶來散文的勃興和先秦文學的大拓展。中國詩歌長河，也借助曆史文化的重大機遇，衝出夔門，在開闊平坦的江漢大地上，凝聚了神奇秀麗的南方特色，顯示出煙波浩淼、風姿灼灼的新氣象。中國詩歌史的這一段雄偉壯麗的文學景觀，因為出現在南方楚國的原野上，有著濃鬱的南方楚國的地方色彩，故而名之曰：楚辭。
楚辭開漢賦之先河，從藝術形式的傳統繼承關係來說，屈原為辭賦家百世之祖，這是人所共知的不爭的事實。
一種新的文學體裁的產生，絕對不是突然的、從天而降的。像屈原《離騷》、《天問》、《九歌》、《九章》這樣結構嚴謹、風格獨特的鴻篇巨製，它們的產生，必然有其肥沃的土壤和深厚的淵源。
屈原在《橘頌》中寫道：“受命不遷，生南國兮。深固難徙，更一誌兮。”這個比喻性的說法，生動而又深刻地說明了隻有遼闊廣袤的楚國大地，才是楚辭作品賴以生存的肥沃土壤；隻有南方江、漢流域的獨具特色的楚國曆史、楚國文化、楚國民風民俗，才是孕育和產生楚辭作品的深厚淵源。
楚人英勇善戰，視死如歸，具有為國捐軀的犧牲精神。即使戰死疆場，馬革裹屍，也視為光榮和自豪。屈原《國殤》對此作了淋漓盡致的歌頌：“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淩。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為鬼雄。”與剛強英武的愛國主義精神密切相關的，是寬容寬厚的態度和廣闊博大的胸懷。
正因為如此，楚國才能夠得到各民族的擁護，顯示出強大的開放性和凝聚力，在橫跨大江南北的廣大領域，建立起一個強盛的積極進取的多民族國家，並且不斷強化其臣民的國家認同的觀念，激發他們的愛國主義精神，以及強烈的本土意識和民族意識。應該說，這是楚國由小到大，由弱到強，獲得迅猛發展的一個重要的內在原因。
楚國與中原列國之間的曆次戰爭，是一個備受淩辱而又日益壯大的南方民族，為爭取自身的生存和發展而與異族之間展開的你死我活的武裝鬥爭。在這樣的曆史發展和艱苦鬥爭中，形成了楚人強烈的本土意識和民族意識，並逐步發展成為深厚的愛國主義情感。楚人充滿強烈的民族意識和愛國激情，屈原毫無疑問是其中的傑出代表。
楚頃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秦將白起攻克郢都，楚國在敗亡中還堅持了半個多世紀。江南楚人，在沒有朝廷軍隊支持的艱苦條件下，奮起反秦，收複多座城池。公元前249年，楚滅魯。楚與齊，是秦統一中國前夕啃下的最後兩塊“硬骨頭”。秦、楚的生死決戰打得異常激烈悲壯，秦國不得不強行啟用名將王剪，調動六十萬大軍圍攻楚國殘餘部隊，逼楚將項燕自殺，才奪取了楚軍的最後一塊陣地。直至楚國最終滅亡，楚國的城南公仍果斷預言：“楚雖三戶，亡秦必楚！”曆史印證了這個預言。陳勝、吳廣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在大澤鄉振臂一呼，天下雲集響應。在反秦鬥爭中表現最為傑出的，首推楚人。無論是項羽勝利進軍，殲滅秦軍主力，還是劉邦先入鹹陽，迅速平定天下，都是憑借了楚國八百年經營所形成的政治基儲群眾基礎以及不屈不撓的民族性格和自強不息的光榮傳統。楚人的這種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可歌可泣，感召後世，並以其剛毅的素質，鑄就了民族的脊骨，千載而下，已經成為民族的一種最寶貴的精神財富。
楚國曆史表明，楚國國家、民族的形成和發展，走的是一條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在這條道路上積澱起來並且發揚光大的高尚的民族精神和愛國主義傳統，深深地影響了楚國子孫，也深深地影響了偉大的愛國詩人屈原。屈原以畢生精力為其愛國理想而頑強不息地奮鬥，直至獻出寶貴的生命。屈原在他的《離騷》等彪炳顯赫、瑰麗多姿的詩篇中，濃墨重彩地塑造了一個抒情主人公的“自我”形象，酣暢淋漓地表現了自我的身世，自我的修養，自我的奮鬥曆程，自我的不幸遭遇，在天人合一的奇幻背景和上下千載的時間跨度上，盡情地展示九死不悔、體解未變的自我追求和夢想。眾所周知，屈原作品所塑造的抒情主人公的自我形象，已經成為我國文學史上一個感人至深、血肉豐滿的獨特的藝術典型。然而，這個藝術典型卻沒有為我們提供詩人“個體”的生活內容和細節描寫，可以說，我們對此幾乎一無所知。詩人屈原的自我形象之所以無與倫比和個性鮮明，就因為他的情之所係，朝朝暮暮，生生死死，都是國家的安危和民族的興衰。“豈餘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寧溘死以流亡兮，餘不忍為此態也”，都是他精神世界的真實寫照。在抒發個人情誌的作品中，充滿如此高亢激越的民族意識和愛國精神，在屈原以前尚未出現，在屈原以後也不多見。每當中國曆史上處於民族危亡的關頭，曆代誌士仁人，都會從屈原作品中吸取強大的精神力量。屈原所開創並以他本人作為代表作家的楚辭，是中國文學史上最優秀、最卓越的篇章之一。正是楚人和楚國的艱苦卓絕、興國創業的曆史，培養了以屈原為代表的楚辭作家，孕育了以屈原作品為代表的充滿愛國激情的瑰麗詩篇。
楚國曆史悠久，古老的神話故事和豐富的曆史傳說對楚辭體的構成影響極大。屈原筆下的絢麗多姿的詩篇，幾乎沒有一篇不涉及神話與曆史傳說。《楚辭》不愧為中國古代神話傳說的寶庫，《離騷》、《天問》最為典型，保留了大量的色彩斑斕、形象鮮明、情節生動的神話故事。這些神話傳說雖然北方中原地區也存在，但如《楚辭》這樣大量地、集中地保留並加以具有民族特色的再創造，卻是僅見的。《九歌》所祭祀的太陽神、湘水配偶神、司命神、雲神、河神、戰神、山鬼等，更是突出地具有南方楚國的地方特色。其豐富的內容和詭譎的色彩，即使後來的《山海經》等典籍也不能與之媲美。值得注意的是，屈原筆下的神話世界的中心，不在南方的九凝山，而在西方的昆侖。在《天問》這座巨大的神話寶殿裏，卻沒有一個僅僅屬於楚國特有的神話故事，也沒有一尊楚國地方的神靈，這與楚國的曆史有關，也與屈原的身世有關。屈原作品還寫了大量的曆史傳說，繪成了巨幅的、全景式的上古曆史傳說的畫卷。
屈原所開創的楚辭，是詩歌體裁的文學作品。流傳於南方楚地的民間歌謠，即所謂“楚歌”，對楚辭體的產生有著最為直接的關係。
屈原
屈原（約前340～約前278），名平，字原，戰國時期楚國人，是偉大的愛國主義詩人、我國詩歌之父、世界文化名人、楚辭的創立者，楚辭代表作《離騷》的作者。
屈原出身貴族，在楚懷王時期被重任為左徒，常出使齊國，主張聯齊抗秦。任職期間，曾提出了不少新的政治改革主張。由於觸犯了貴族勢力而屢遭打擊，尤其被同僚上官大夫所忌妒，加之楚懷王的無主見而被逐放漢北地區。以後，楚懷王因聽信錯誤的親秦路線，而死於秦國。頃襄王時期，屈原雖被召回，卻又遭令尹子蘭及上官大夫的讒害而再次被放逐到江南。他流落江郊9年之久，因深恨楚國政治的黑暗，統治者的昏庸、冷酷，感傷國家的敗亡，悲憤絕望之極終於投汨羅江殉國，死時年約62歲。
屈原所處的時代是社會發展動蕩的時代。戰國時期，激烈的政治變革促使奴隸製度徹底瓦解，新興的封建勢力已經成為了不可阻擋的曆史趨向，舊的思想觀念已不能適應新的需要。屈原身為協助君王製定國策的左徒，以及主管教育的三閭大夫，當然提出了不少順應時代發展的主張。最初他的這些主張，雖然受到楚懷王的青睞，但由於觸及了統治階級的利益而被陷害。在政治上，屈原遭到的雖然是一個悲劇，但卻造就了他的藝術成就。思想的悲憤，使他開創了“發憤抒情”的先聲，著述了《離騷》等楚辭巨篇。政治的革新雖然失敗了，但對他的詩體革新卻產生了影響。
屈原突破傳統的四言詩的桎梏，創立了自由長短句的新體詩。這一詩體的大變革與屈原的美政本民的政治變革交輝相映，成為了屈原一生中的兩大豐碑。政治變革雖以悲劇而告終，但詩體變革的光輝卻燭照千古！
屈原的作品主要有：《離騷》、《九歌》、《天問》、《九章》、《招魂》等共23篇。
屈原最大的貢獻是開創並著作了楚辭，在我國詩史上占有極重要地位。屈原的詩是我國詩文的重要源頭，對我國詩歌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屈詩具有的強烈愛國主義精神和鮮明的政治觀點，以及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相結合的風格，奠定了我國詩歌的風骨，屈原不愧是我國詩歌之父。
屈原是一位政治家。他的一生正值戰國後期國內外鬥爭激烈複雜的時期。那個時代是曆史變革的時期，新舊勢力的矛盾不斷激化。屈原“民本”的政治主張，觸犯了代表舊勢力貴族階層的利益，所以不斷地遭到讒害並被君王流放。
強烈的愛國主義胸懷，使屈原一生不懈地追求自己的政治主張，即使被流逐江荒也不改憂國憂民的情操。反映在文學上，有什麼德，便有什麼樣的文。屈原的詩，所以具有強烈的現實主義風格，是和他偉大的愛國情操分不開的。
屈原由於兩次被流放江南，直接受有悠久曆史的楚文化的熏陶，加之他善於從民間汲取民歌、傳說，所以又使他的詩充滿了浪漫主義的色彩。
《離騷》是屈詩中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相結合的典範，具有相當高的藝術價值。這首長篇政治抒情組詩，具有十分豐厚的內涵，蘊藏著飽滿的政治熱情和鮮明的人物個性。既是屈原悲劇政治生涯的縮影，也是那個時代黑暗統治的寫照。《離騷》以大量的比興手法結合傳奇的色彩和瑰麗的想象，巧妙地把鮮明的政治觀點藝術化、形象化，為現實主義文學開創了新的紀元。
《國殤》是屈詩中現實主義風格最強烈的作品，既是一首奠祭陣亡將士的祭歌，也是一首鼓舞人性的戰歌，更是人神通應的時代強音，為以邊關文學反映時代樹立了先範。
流放文學與隱士文學迥異。屈原開創的流放文學是儒家積極入世、有憂國憂民境界的文學；而隱士文學則是道家消極離世在文學上的反映。《漁父》通過屈原與漁父的對話，反映了這兩種文學創作的社會根源。這兩派文學對後世皆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文學是時代的產物。屈原所處的時代是封建君主專橫的時代，揭露黑暗的文學作品當然不能直指統治者，所以詩人采用比興手法，結合神話傳說以香草美人、男女情愛來反映政治矛盾，這在當時的條件下也是曆史的必然。加之，戰國時代，諸子學說蜂起，百家爭鳴，客觀上也刺激了文學的改革，所以屈詩作為一個政治家的詩，能夠充滿了浪漫色彩，是有其政治背景的。
屈原博大精深的《天問》，是那個時代哲理開放、思維活躍在文學的折射，也是屈原能對傳統的四言詩大膽突破的映襯。
屈詩由於是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的融一，所以采用了誇張的手法和自如的比興技巧而使文章的氣勢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這就是屈原的詩氣勢恢宏的原由。《離騷》的氣勢尤為突出。其縱橫古今，經緯天地的氣派，表現了屈原如椽的大筆。
屈原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相融一的詩，代表著戰國時代詩歌的最高水平，也為後世文學開創了新的裏程碑。
屈原詩歌的偉大，在於繼承和發展了《詩經》的藝術，又促進了後世詩歌的興起，對我國詩歌的發展起到了承前啟後的作用。
屈原開創了個人寫詩的先河。自屈原始，結束了集體創作詩歌的時代。從此，詩歌便進入獨創的時代，為我國詩歌的潮起吹來了猛烈的春風。
宋玉是緊踵偉大詩人屈原之後，享有盛名美譽的作家。由於他的辭賦創作，承襲屈原而又獨具成就，有著不可泯滅的地位，故曆史上每以“屈宋”聯駢並稱，所謂“屈宋逸步，莫之能追”，“屈平聯藻於日月，宋玉交彩於風雲。”
宋玉，戰國時楚國鄢都（今湖北宜城）人。生卒年已不能確考。大約生於楚懷王十年（前319）前後。愛國詩人屈原出仕懷王，為了刷新政治，振興楚國，曾網羅培育人才。宋玉早年曾師事屈原，與唐勒、景差同輩。宋玉出身低微，有才學而不能從俗。屈原遭讒被逐，宋玉曾企圖靠同學朋友出仕，頃襄王僅以為“小臣”。宋玉主要生活於頃襄王時期，當時強秦壓境，國土淪喪，楚國朝不保夕。宋玉嚐在頃襄王麵前談說利害，陳述計劃，但頃襄王終不見察。他雖常侍頃襄王左右，但“好樂愛賦”的頃襄王隻欣賞他的“識音而善屬文”，隻不過把他視為一個“詞臣”而已。有時他在賦作中微作諷喻，但終不能有大建樹。有人嘲笑他時，他曾以鯨、鳳、猿自喻，認為自己“處勢不便”，而難以較功量能，施展抱負。又稱自己“曲高和寡”而難以被人了解。晚年時期，受奸佞讒害，離開宮廷，生活困頓。他忠君愛國之心不改，始終係念君國的安危，渴求得到楚王的信任，但君門九重，關梁不通，忠悃難伸，回歸無望。麵臨悲慘的處境，他持守高潔，“食不偷而為飽兮，衣不苟而為溫”，表示“寧窮處而守高”，而不樂“濁世而顯榮”。約卒於頃襄王末年至考烈王初年（前262）前後，年約六十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