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氏族社會，確實是曾經有過的。到了戰國時代，可能還有一些記憶或傳說。比如編纂成書於西漢的儒家著作《禮記》，就描述了這個社會。《禮記·禮運》說：那個時候，人們選舉賢良和能幹的人擔任領導（選賢與能），講誠信，愛和平（講信修睦）。所有人都不僅僅隻親愛自己的父母（不獨親其親），不僅僅隻疼愛自己的孩子（不獨子其子）。所有的老人都能得到贍養（老有所終），所有的壯年都能找到工作（壯有所用），所有的兒童都能得到撫育（幼有所長），鰥夫、寡婦、孤兒、沒有子女的老人、殘疾人，也都能夠得到照顧（皆有所養）。男人有職業（男有分），女人有歸宿（女有歸）。東西隨便放，用不著藏起來（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氣盡量出，卻並不為自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因此，沒有人會去搞陰謀詭計（謀閉而不興），也沒有小偷出沒，強盜橫行（盜竊亂賊而不作），家家戶戶都不關大門（外戶而不閉）。這就叫做“大同之世”（是謂大同）。後來，大同之世結束了。所有人都隻親愛自己的父母（各親其親），隻疼愛自己的孩子（各子其子），每個人都是為了自己（貨力為己），領導人的職位世襲也成為製度（大人世及以為禮）。人們建起城池來保護財產（城郭溝池以為固），確定禮義來管理社會（禮義以為紀），規範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的關係（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並根據這一整套倫理道德規範，來建立製度（以設製度），劃分領地（以立田裏），豢養爪牙（以賢勇知）。正因為成就功業都是為了自己（以功為己），所以陰謀也有了（謀用是作），戰爭也有了（兵由此起）。這就叫做“小康之世”（是謂小康）。
這樣一說，就很清楚。《禮記》所謂“大同”，就是道家“道的時代”。因為這個時代的前提，是“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禮記》所謂“小康”，就是道家“德的時代”。因為這個時代的前提，是“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大道既隱，就是“失道”。失道而後德，所以有周公的“以德治國”。到春秋時期，禮壞樂崩了，這就是“失德”。失德而後仁，所以孔子講仁。到戰國中期，孔子這一套也不行，這就是“失仁”。失仁而後義，所以孟子講義。到戰國後期，孟子這一套也沒人聽，這就是“失義”。失義而後禮，所以荀子講禮。請大家想想，這樣說，是不是都講通了？
更有意思的是，在“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的後麵，緊接著還有一句“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就是說，一旦從講仁、講義墮落到講禮，就不可救藥了。為什麼呢？因為仁、義、禮雖然都是“下德”，但仁是下德之上，義是下德之中，禮卻是下德之下，是“下下德”。事情到了“下下德”的份上，那道德的含量也就微乎其微。事實也是如此。戰國後期，舊道德的崩潰已不可收拾，無法挽救。整個社會，差不多都是道德淪喪，信義全無。比如楚國，原本是與齊國聯合，共同抗秦的。然而，公元前313年，也就是荀子誕生的那一年，楚懷王卻背信棄義，單方麵撕毀合同，聯秦反齊，原因是秦相張儀許諾他六百裏土地。可是，等到楚國當真與齊國斷交，張儀卻耍賴說隻答應了六裏地，沒什麼六百裏。楚懷王怒不可遏，發兵攻秦，結果在第二年被秦軍打得落花流水。韓國和魏國聽說，也發兵襲擊楚國，懷王這才收兵。懷王是見利忘義，張儀是坑蒙拐騙，韓魏則是趁火打劫，都沒有道德和道義可言。這個時候，再來講仁義禮樂，就滑稽可笑了。於是荀子的學生韓非便不再講禮。講什麼？講法。這可以叫“失禮而後法”。荀子的禮與韓非的法有什麼區別？區別就在荀子的禮還要講道德，韓非的法卻一句道德都不講，隻講利害，隻講功利，隻講算計，隻講權謀。具體情況，我們將在下一章告訴大家。
西周封建，道沒有了；春秋晚期，德沒有了；戰國中期，仁沒有了；戰國晚期，義沒有了；戰國末年，禮也沒有了。這可真是“王小二過年，一年不如一年”。或如九斤老太所說，一代不如一代。照這樣發展下去，隻怕最後是連人都沒有了。這當然不行，必須急刹車。急刹車以後怎麼辦？老子主張開倒車，退回到遠古時代和氏族社會。因為隻有原始氏族社會才是“無”：無階級，無矛盾，無鬥爭，無智慧，無道德，無政府。
這就是道家之道：無。或者說，無為。這是道家思想的核心範疇，也是道家之所以叫做道家的原因。因此，如果說，一個“兼”字，區別開儒家和墨家（儒家講仁愛，墨家講兼愛）；那麼，一個“無”字，就區別開儒家和道家（儒家講有為，道家講無為）。至於他們的是非得失，我們第六節再講。
無為，是老子和莊子的共同觀點。但是，老子和莊子也有區別。比方說，為什麼無為，或者說，無為要達到什麼目的，他們的想法就不一樣。正是這一區別，使老子和莊子成為不同的兩個人。我們現在就來比較老莊，然後再去比較儒道。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