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裏有環境作用存在。在大家都在矯揉造作或不得不這樣的環境裏麵，一個人不這樣就象有點難乎為情，這就如在長袍馬褂的社會裏麵一個人不好穿短打的一樣。
因此我很羨慕作者，他是處在自由的環境裏，得到了自由的開展。由《小二黑結婚》到《李有才板活》，再到《李家莊的變遷》，作者本身他就象一株樹子一樣，在欣欣向榮地、不斷地成長。趙樹理，毫無疑問，已經是一株子大樹子。這樣的大樹子在自由的天地裏麵，一定會更加長大，更加添多，再隔些年辰會成為參天拔地的大樹林子的。作者是這樣，作品也會是這樣。
或許有人會說我在誇大其辭，我不願直辯。看慣庭園花木的人，毫無疑問，對於這樣的作家和作品也會感覺生疏，或甚至厭惡的。這不單純是文藝的問題，也不單純是意識的問題，這要關涉到民族解放鬥爭的整個發展。口舌之爭有時是多的，有誌者請耐心地多讀兩遍這樣的作品，更耐心地再看三五年後的事實吧。
（《文萃》第49期，1946年9月26日）
周揚的《論趙樹理的創作》最初發表於1946年7月20日，刊於由中華全國文藝協會張家口分會編輯的大型文藝月刊《長城》創刊號上，後又載於1946年8月26日《解放日報》，而郭沫若的《〈板話〉及其他》文章發表於1946年8月16日《文彙報》，《讀了〈李家莊的變遷〉》發表於1946年9月26日出版的《文萃》上，兩篇文章都後於周揚的文章。我們姑且不說郭沫若文章發表時是否看到了周揚的文章，單把這三篇文章放到一起時，可看出郭沫若對趙樹理小說的評價和周揚對趙樹理小說的評價極為不同。
郭沫若在《〈板話〉及其他》中說自己在火熱的夏季花一天時間匆匆讀完小二黑及李有才的故事，“這在我是好些年辰以來所沒有的事。”他連用五個新字來表達他的喜悅感，但具體的“新”郭沫若卻沒有展開，而在《讀了〈李家莊的變遷〉》中，郭沫若對趙樹理小說的“新”進行了形象化的描述，“這是一株在原野裏成長起來的大樹子，它根紮得很深，抽長得那麼條暢，吐納著大氣和養料，那麼不動聲色地自然自在。……這樣的大樹子在自由的天地裏麵，一定會更加長大，更加添多，再隔些年辰會成為參天拔地的大樹林子的。”我們可以明顯地感覺到，作為開創五四以來近代文學傳統，並從其中成長起來的郭沫若從趙樹理文學中受到了某種強烈的衝擊。而這種衝擊是小說藝術的衝擊，是趙樹理小說的語言、形式、風格等給他的強烈印象。郭沫若一點都沒有強調趙樹理小說是對《講話》精神的實踐，沒有先驗式地把趙樹理小說創作與毛澤東的《講話》聯係起來，也沒直接采用階級理論來分析小說中的農村鬥爭，並不認為趙樹理小說是偉大理論指導下的偉大作品。郭沫若完全是從一個文藝批評者的眼光，用“自然自在”、“不受拘束”、“大大方方”的“原野”氣息等非常具有文學特性的詞來概括趙樹理小說的藝術特點，認為小說體現著一種新鮮的藝術品質，這種批評顯示出了趙樹理小說當時給郭沫若這樣的文藝批評家的真實感受。
郭沫若在兩篇文章中表露出的都是趙樹理小說給他的“新”的感覺，而這種感覺是以前的文藝中沒有的，也是文藝理論中不注意的東西。這是一種“原野”氣息，還有“自由”的創作環境。趙樹理小說中的這種“新”的、“原野”氣息的感覺，我在後文有對作品的具體分析，此處談談郭沫若強調的“自由”的創作環境。
郭沫若在文章中反省自己創作與農民的差距，“我很羨慕作者，他是處在自由的環境裏，得到了自由的開展”。這裏“自由的環境”是指趙樹理所感受到的農村世界和農村文化而言，趙樹理的創作擺脫了五四文學的束縛，獲得的一種自由自在的創作境界。首先是趙樹理所承載的文化。趙樹理雖然在山西省立第四師範學校受到了五四新文化的影響，使他身上承載了一種現代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意識，但同時對這種新文化的自覺反省，以及農村地域文化的影響，使他身上也有非常濃厚的鄉村文化傳統。趙樹理的父親是個民間藝人，趙樹理從小就耳濡目染，學會了不少技藝，也被熏陶出了土色土香的民間藝術的審美趣味。他八歲就學會了上黨梆子，十五歲學會大鼓板，他能一個人打動鼓、鈸、鑼、鉉四樣樂器，而且舌頭大梆子，口帶胡琴還不誤唱，至於說書、彈詞等民間文藝形式，更是趙樹理所從小接觸和熟知的第一種文學。可以說，是地方戲劇和曲藝等民間藝術，給了他為文之初的藝術的營養，影響了他的創作的自由思想。其次是趙樹理生活的農村環境。趙樹理說“我生活在農村，中農家庭，父親是給‘八音會’裏拉弦。那時‘八音會’的領導人是個老赤農，五個兒子都沒有娶過媳婦，都能打能唱，樂器就在他們家，每年冬季的夜裏，和農忙的雨天，我們就常到他家裏湊熱鬧。在不打不唱的時候，就沒頭沒尾的漫談。往往是俏皮話聯成串，隨時引起哄堂大笑，這便是我初級的語言學校”。趙樹理尤其在他的小說《盤龍峪》中詳細地描寫過這樣的情節，十二個青年的隨意俏皮話，使小說第一章充滿無限生機。同樣在《李有才板話》中李有才窯洞裏大家的暢談、老槐樹下的聚會等，都顯示了農村生活中的自由自在的狀態。應該說是在農村自由自在的文化環境和生活環境裏促生出了趙樹理小說創作精神的自由自在，這種精神狀態使趙樹理小說產生出了這種“山野”的“氣息”，這種充滿生氣、生機的氣象。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趙樹理自覺地對中國小說傳統自由的現代轉化。趙樹理的小說在藝術來講，並不是對五四新小說藝術的延續。中國小說從晚清到五四實現了一種現代小說的走向，這種新的現代小說觀念在破除五四前小說觀念束縛的同時，已為自己限定了一個新的框框，限製了人們以一種超越這種限製的眼光去看待小說創作，“還自以為這個框框裏的自由是無限的”。趙樹理的小說是對五四小說路向的自覺糾偏，是另一路向的現代小說，而這種意識讓趙樹理的小說創作越出了五四現代小說框框的束縛，在對中國小說傳統的接續中達到了一種自由自在的創作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