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樹理用語言營造出一種這樣的氛圍，來表達他對美好和健康人性的呼喚。
第四，創作精神的自由。趙樹理小說中所反映的更多的是自由自在的民間生活，他的生長環境與人生經曆決定了他與民間文化形態有著天然的血肉關係。在經曆耕織自為、無憂無慮、怡然自樂的童年生活後，這種自由自在的生命狀態不能夠再保持，各種各樣的生存困境迫使他為生計奔波，這種生存困境的壓迫一直大約要到40年代吧。尤其是趙樹理在創作《盤龍峪》的1933年前後，正是趙樹理生活非常窘迫的時候，這種生計狀態讓趙樹理非常懷念、渴望當初自己在農村時的生活，渴望淳樸、原始、自然的生活。30年代初趙樹理寫的那些小說《悔》、《白馬的故事》、《有個人》、《盤龍峪》，長詩《打卦歌》等作品，或表露了作者生活的艱難，或流露出作者對自由生活的無比渴望。
趙樹理所渴望的“自由自在”，不僅是行動自由和婚姻自由，而且是一種生命自在無礙狀態下自我悟性的任意發展。趙樹理把這種精神理想寄托在鄉村大地上，鄉村文化上。在創作時，這種精神追求就具體化為對自由審美的追求。席揚先生說：“他（按：趙樹理）所從事的基層工作幫助了他，使他能夠及時發現並篩選出合於自我藝術理性的審美素材，在以契合於自由創作的審美心態的內化過程中開始了他的創作，這一創作顯而易見是在自由選擇的心理狀態裏完成的。”
實際上，趙樹理在表現農村時，對這種自在寫作狀態的追求和小說中自在世界的呈現在他後來的好多小說中都可看見的，隻是在40年代強調趙樹理小說對現實的反映和對政治功利意識的承載時被遮蓋了，當時和後來的研究者更多是從社會曆史的變遷中來看趙樹理小說中這些青年的變化的。
《小二黑結婚》中，農村人對二諸葛和三仙姑的取樂，青年們對小芹的追求，人們對小二黑的喜愛逗趣，淘氣孩子在他倆結婚後的聽窗，使我們看到，在農村生活中除了有像金旺等村霸對普通農民的壓製以及老人們原有思想對青年人生活的幹涉外，還有各種各樣的樂趣、生機，農村生活並不隻是一片荒涼蕭條的景象，而是還有充滿生氣的新景象。同樣，《李有才板話》中除了農民與閻恒元一派的鬥爭外，小說裏展現的老槐樹下、李有才窯洞裏的自由自在的談天，也是農村中最讓人快樂的氣息，在這樣的氛圍中，大家把自己的快樂與大家分享，把自己的不滿也發泄出來，共同表達自己的喜怒哀樂，形成了獨立、自由自在的屬於農民自己文化的小空間。
或者是村民納涼、聊天，甚至吃飯到老槐樹下去，在戲謔調侃的語言狂歡中對閻恒元等當權者進行嘲諷，實現對神聖權利的顛覆，從而獲得消解神聖權威的精神愉悅。
1943年後，趙樹理的小說創作受到毛澤東《講話》的明顯影響，開始更多地強調小說的政治功利意識，並努力按照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典型化原則去創作小說，但農村文化的自在性在他的思想中烙上了深刻的印痕，使在《講話》後的小說創作中仍會時不時地、不自覺地逸出這種創作的自在精神來。1945年，趙樹理創作《李家莊的變遷》，我們在前麵通過分析茅盾的兩篇評論談到趙樹理小說受到了《講話》精神的明顯影響，我們也分析了小說最終表現出來的、決定人們評判人事的基本價值標準仍是鄉村傳統倫理道德，小說的結構顯得“散漫”，卻在“散漫”中體現出的是農村世界的複雜性。
在後來的《劉二和與王繼聖》、《邪不壓正》中也有這種“散漫”氣息，隻是這種氣息在逐漸減少。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趙樹理來到全國政治文化的中心，趙樹理小說創作的數量開始減少，也因編輯《說說唱唱》中一些事而受到批評，做檢討，又發生了“東西總部胡同之爭”事件。孫犁說：“他被展覽在這新解放的，急劇變化的，人物複雜的大城市裏。不管趙樹理如何恬淡超脫，在這個經常遇到毀譽交於前，榮辱戰於心的新的環境裏，他有些不適應。就如同從山地和曠野移到城市來的一些花樹，它們當年開放的花朵，顏色就有些暗淡了下來。”嚴文井在回憶文章《趙樹理在北京胡同裏》中提到趙樹理在北京胡同時的不自在，“我隱隱感覺到老趙的寂寞。他一再唱上黨梆子，可能是在思鄉。北京引人入勝的胡同畢竟有些東西不如他那山溝溝”。趙樹理的自由自在的生活狀態受到了限製，趙樹理的自由自在的創作追求更是受到了限製，趙樹理逐漸失去了郭沫若說的“自由的環境裏，得到了自由的開展”的創作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