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紀60年代，趙樹理在回憶自己的人生經曆時說：“我生在農村，中農家庭，父親是給‘八音會’裏拉弦的。那時‘八音會’的領導人是個老貧農，五個兒子都沒有娶過媳婦，都能打能唱，樂器就在他們家，每年冬季的夜裏，和農忙的雨天，我們就常到他家裏湊熱鬧。在不打不唱的時候，就沒頭沒尾地漫談。往往是俏皮話聯成串，隨時引起哄堂大笑，這便是我初級的語言學校。”從這段回憶中可看出趙樹理對這種農村生活狀態的留戀。1923年，17歲的趙樹理曾以第一名的成績畢業於榼山高小，因為成績優異，立即被聘為本縣野鹿村的初小教員，後又改任掌搬村小學教員，但在教書時根本無法忍受那些虛偽的客套與阿諛逢迎的嘴臉，一年後，他被兩次解聘，卷鋪蓋回家。但趙樹理對又回到農民的生活裏感到非常愜意，扶犁扛鋤，唱幹梆戲，晚上又可以到小夥伴家中去拉呱，得閑又到呂家吹打拉唱，參與那俏皮話成串的閑拉瞎扯，他說：“有點象拋上岸的魚，又回到水裏，活啦！”
提這兩件事，是想說明趙樹理終生都在尋找這份自得其樂的情趣，而這種情趣卻是同時代其他寫農民的作家所無法感受的一種體驗。
第三是小說敘述的自由。《盤龍峪》的敘述語言很散，信馬由韁，是一種民間口語和傳統白話文體相結合的語言，他把民間文化形態中的自在、從容的一麵轉化為一種敘述的態度。如小說開頭：
沒有進過山的人，不知道山裏的風俗。
盤龍峪這個地方，真算是個山地方了：合四十多個莊落算一裏，名叫盤龍裏，民國以來，改為一個聯合村。北岩是這一裏中最大的村——雖不過有百餘戶人家，但在這山中就不可多得了。
小說沒有一絲一毫的緊張，接著小說寫興旺冒雨打酒跑進一家院子裏躲雨，通過興旺與有發的對話，引出了十二個農村青年結拜弟兄的事情，並對每個人作了些介紹。此後小說又蕩開一筆，寫興旺去買調料受到木頭刀的冷遇嘲諷，返回村去，大夥邀神前聊天、敬神、唱戲等，這些情節被娓娓道來，看似漫不經心，實則灑脫與自由，表現了趙樹理在小說創作中追求一種自由自在狀態的理想。趙樹理小說中敘述語言的口語化，又使讀者感覺讀小說就像一個熟人在和你聊天一樣，彼此毫無雕飾，自然樸素親切。隻有在這樣的敘述中，農民讀者才會感覺到小說中的農村世界是他們自己的農村世界，也隻有在這種敘述中我們才能真正感受到農村世界的自由狀態和真誠狀態，感受到農村的清新。這種敘述使小說有某種天然之趣，小說呈現出一種符合農村自然生活狀態的、自由的寫作狀態，正是在這種寫作中，趙樹理才能夠脫離開五四那樣一套對農村的敘事話語規範。我想這才是郭沫若第一次看到趙樹理小說的感受，“這是一株在原野裏成長起來的大樹子，它根紮得很深，抽長得那麼條暢，吐納著大氣和養料，那麼不動聲色地自然自在”。“因此我很羨慕作者，他是處在自由的環境裏，得到了自由的開展。”
再比如，十二個弟兄結拜後，小鬆提議唱戲，大家就快快地吃完飯，開始自娛自樂了。“他們唱的最熟練的一本戲，是評話本精忠傳裏泥馬渡康王的故事，安泰唱康王，小鬆唱金兀術。安泰不會敲樂器。小鬆連唱帶敲梆子。”馬上，一出戲就當當鏘鏘打起來，唱起來了。唱了半本，邀神的人來了，又加入到他們的活動中，先喝酒，後又唱戲，一直唱到雞叫。所有這些表現的生活並無驚人之處，實在是日常生活中大家的一次普通聚會，但在這兒卻讓我們看到了這些青年、後來小說中的“小”字輩們在八音會裏縱情大鬧，隨意漫談的情景。這是一種多麼自由自在的一種生活氣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