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討論趙樹理的小說風格的形成時一般都是以他1943年發表的《小二黑結婚》和《李有才板話》為代表作品的，周揚在《論趙樹理的創作》中指出趙樹理“是一個新人，是一個在創作、思想、生活各方麵都有準備的作者，一位在成名之前已經相當成熟了的作家，一位具有新穎獨創的大眾風格的農民藝術家”。郭沫若在評論《李家莊的變遷》時說：“我感覺著這和《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活》一樣的可愛，而規模確實是更加宏大了。這是一株在原野裏成長起來的大樹子，它根紮得很深，抽長得那麼條暢，吐納著大氣和養料，那麼不動聲色地自然自在。”
趙樹理的藝術
風格究竟是在什麼時候形成的呢？趙樹理自己說：“我有意識地使通俗化為革命服務萌芽於一九三四年，其後一直堅持下來。”
據李普的回憶，1934年8月，在趙樹理《山西黨訊》上連續發表了五篇有關文藝大眾化的文章，並大約就在這時立誌要為百分之九十的群眾（農民）寫作，宣稱自己“不想做文壇文學家”而要做“一個文攤文學家”。但在20世紀80年代之前，由於一直沒有看到趙樹理早期能體現大眾化風格的小說創作，批評家多把趙樹理的創作風格的成熟和毛澤東的《講話》聯係在一起。隨著趙樹理早期作品的不斷被發現，我們逐漸看到，在20世紀30年代上海進行大眾化問題論爭而沒有產生出真正大眾化作品的時候，在偏遠的太行山山溝裏，趙樹理不光在理論上進行探討，更是在創作中實踐了這種主張，並取得可喜的成績，而這個實績就是趙樹理在1933年創作、1935年發表的《盤龍峪》，由此我們有理由說趙樹理小說風格的成熟應是在1934年左右。需要強調的是在此舉出《盤龍峪》，並不是要否定1943年《講話》對趙樹理小說創作產生的巨大影響，趙樹理的創作和《講話》的深刻聯係是顯而易見的，他的突然崛起和他後期創作過分意識形態化的弊病，以及不斷地受批評都和《講話》密切相關的。舉出《盤龍峪》這個事實，是想讓我們明顯地看到，趙樹理小說創作相對於《講話》有其獨立性的一麵。他的風格在1934年前後形成，他的部分文學主張雖然與毛澤東的《講話》精神不期契合，雖然在1943年後他的小說創作受到了《講話》的極大影響，但我想強調的是趙樹理小說仍保持有它的獨立性的部分。這樣的討論將牽扯出的問題是，趙樹理的出現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並不單純是時代性的要求，《盤龍峪》的出現以及趙樹理在1934年前後文學觀念的形成的這一文學現象，牽涉的是中國現代文學自身發展中一次非常重要的自我調整，是針對五四文學的西化偏頗的民族化的一種努力，是中國小說現代轉型另一路向的可貴嚐試。從這個角度說，趙樹理的《盤龍峪》在趙樹理研究以及現代文學中就顯得很重要了。
《盤龍峪》（第一章）最先是被董大中先生發現的，李國濤在《趙樹理藝術成熟的標誌——讀《盤龍峪》（第一章）劄記》中認為“這篇小說同《小二黑結婚》等在藝術風格上的一致，是一望而知的”，而且認為這篇小說是趙樹理藝術成熟的標誌。後來董大中先生在《在文藝民族化、大眾化的道路上》中在談到這一章小說特點時說：
這章在寫作上有幾個突出的特點：第一，這章裏寫到的人物不少，有名有姓的就十六七個，但它沒有跳躍，沒有突然的“蒙太奇式”的鏡頭轉換。興旺並不是這章裏的主角，但作家是從他去北岩打酒寫起的，以後，作家的筆始終跟著他轉，線條單純，脈絡清晰；這個人物就跟《三裏灣》開頭玉梅一樣，起著把各個場景連接起來的作用。第二，這章裏有人物，有故事。作家寫人物，不借助景物和心理，而是純用白描。或者說，他是在敘事中寫人，著墨不多，但形象十分生動。第三，作家所用的語言，是群眾口語，然而又不是土話。他把口語提煉為文學語言，既易懂，又具有藝術魅力。人物對話，既口語化，又個性化。如春生說話，像個兄長的樣子；和尚說話，愛開玩笑，顯得輕佻；小鬆呢，他話多，一有機會插上一句；興旺則顯出是一個肯幫人的老實人。這幾個特點，也正是作家此後多年小說創作中所表現出來的主要之點。當然，這幾點在《盤龍峪》中運用得還不是很熟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