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樹理的這種傾向脫離了他原先的“問題小說”、為農民看的“文攤文學”的路子，小說不再是解決農民生活中的實際問題，不再是通過“小”字輩式的新人物來昭示未來，以“老”字輩式的守舊落後來顯示曆史，最終以新代舊；而是轉向“文壇文學”，以老一代人來體現某種“人”的精神價值，基本價值。趙樹理自己也說：“後來寫的這幾篇，我知道對象不是農民了，藝術形式究竟走哪邊，我還打不定主意。我要寫的《戶》，恐怕還並不是給群眾看的。”
從小說的發表刊物看也許也有此意：《金字》1957年發表於《收獲》第三期，《老定額》1959年發表於《人民文學》十月號，《套不住的手》1960年發表於《人民文學》十一月號，《實幹家潘永福》1961年發表於《人民文學》四月號，《張來興》1962年發表於《人民日報》十九日，《互相鑒定》1962年發表於《人民文學》十月號，《賣煙葉》1964年發表於《人民文學》一至三月號。曾經為了能讓老百姓買得起自己的書，趙樹理把自己的作品不給稿酬高的《人民文學》，而給通俗文學，如今如此集中地在這中國可稱最高級別的刊物上發表文章，其預設的讀者對象也發生變化了。而且在這七篇小說中除《套不住的手》、《張來興》沒明言外，趙樹理都在強調小說的自動寫作，所說的自動寫作該是指這些作品不是“趕任務”趕出來的創作，是自己自願所為，自是遠離了主流話語的體係。
這種轉向明顯顯示出趙樹理對自己原先的、緊貼現實的、為大眾的“問題小說”價值的懷疑。首先是趙樹理對自己小說的讀者對象產生了懷疑，自己的小說果真是農民所需要的嗎？《邪不壓正》發表後，“我所期望的主要讀者對象，除了有人給我來過一份信之外，我還沒有機會了解到更多一些人的讀後感，因此還斷不定一般效果如何”。《三裏灣》印數雖不少，但“不久以前，我才明白了一件事，就是農民買書的機會很少”，“工人、幹部、學生都需要一部分，下到農村的就沒幾本了”。
“過去我寫的小說都是農村題材，盡量寫得通俗易懂，本意是讓農民看的，可是我做了個調查，全國真正喜歡看我的小說的，主要是中學生和中小學教員，真正的農民並不多。這使我大失所望。”
打青年時代就立誌為農民寫作的趙樹理，到頭卻發現農民尚不具備基本的閱讀條件。晚年趙樹理認為自己打算寫的長篇小說《戶》“恐怕還並不是給農民群眾看的”，這在趙樹理是怎樣的酸楚與痛心啊！他所認同與期待的鄉村農民不具備文學作品的接受能力，而能夠閱讀其作品的鄉村讀者（主體為鄉村中學生）則多半與他的價值方向背道而馳——趙樹理希望他們能夠安心於農村生產，而他們則想方設法要離開農村。在臨終前的拘押中，麵對一位冒險前來探望的家鄉大學生，趙樹理更是發出了如此充滿困惑又令人驚心動魄的詢問：“農家子弟，你說，我的小說在農村到底是毒害了人還是教育了人？”
由此可見，趙樹理不僅對他小說的讀者對象產生了懷疑，而且對自己小說的價值意義產生了懷疑。
而在小說《互相鑒定》與《賣煙葉》中，趙樹理流露出的甚至是對自己“寫作”本身價值的懷疑。《互相鑒定》中主體對自己語言的把握產生了動搖，小說中劉正希望通過自己給縣委李書記的信中所陳述的“事實”來改變自己的生存狀況，事實是，他所言說的“事實”本身就不是什麼事實。這封信傳遞出去之後，由於不同人的流傳，信件“所指”的“事實”被不同的敘述者所言說而變成了另外的模樣，劉正對自己的信件的“所指”失去了控製，被卷入了一場無法確切弄清的語言遊戲之中，最終被以王書記為代表的權力話語所控製。
劉正的理想的破滅是對寫作幻想的諷刺，這是否也暗示出趙樹理本人對寫作的一種懷疑？由此而下，《賣煙葉》更是進一步地反思“寫作”行為。賈鴻年的寫作動機是要通過寫作來改變他務農的人生命運，他視寫作如商業性的活動，當他認識到寫作不可實現其理想時便從事更為直接的商業活動——賣煙葉。寫作在賈鴻年這兒成了達到某種目的的手段，而在王蘭那兒寫作成了有多義性、不可靠性的“能指”。王蘭正是欣賞賈鴻年的寫作才能而喜歡上了賈鴻年，她把賈鴻年的信當作寶貝似的保存著，時常拿給好友周天霞欣賞，但在後來王蘭又從這些信件中找到了賈鴻年的壞思想，信件在不同的時期有了不同的意義。李老師因自己“業餘作家”的身份而欣賞賈鴻年的寫作才華，結果自己被賈鴻年蒙騙。李老師的寫作並沒能有效地教育幫助賈鴻年，而真正有效的卻是國家機器的直接幹預。寫作在賈鴻年這兒變成了一種使青年導向危險境地的東西，使青年產生不切實際的種種幻想，而且是一種危險的力量，是一種陷阱。在這種情緒裏是否含有一種趙樹理對自己寫作經曆的自嘲？當解放區“發現”趙樹理後，他就身不由己地進入了意識形態的言說秩序，《小二黑結婚》被政治意識形態誤讀，趙樹理“為農民實利”的文學價值追求就被打了折扣，他的真正的創作意圖被逐漸地部分地消解掉了。當他以“方向”的代言人出現時，主流意識對趙樹理文本的評論已遠離了他自己的真實意圖，同時他又為此而遭到各種各樣的批評、批判。20世紀60年代的“大批判”更是遠離了文藝的批判，他被貧農代表陳永貴斥為“貧下中農的死敵”，這種荒誕性使趙樹理自己都無法控製自己小說本文的“所指”意義，真正是陷入了如同“劉正”的困境中，最終被駕馭控製語言和符號的權力機構的秩序所捕獲，失去了言說的自由，而曾是他安身立命的為農民的、大眾化的“地攤文學”的追求隻不過是個虛幻出的美夢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