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於儒學和曆史的梅福說得更詳細：“秦為亡道，削仲尼之跡，滅周公之軌，壞井田，除五等，禮廢樂崩，王道不通，故欲行王道者，莫能致其功也……”
由此論之，秦始皇以法家功利主義治理國政，似乎完全忽視倫理教化，最終導致綱常不振、風俗糜爛，禮義廉恥全部淪喪殆盡。
其實，我們細讀曆史，嬴政從統一六國到“焚書”事件發生，在他為帝最長的一個時間段內，秦國並無任何“焚書”之事記載。秦廷之內，秦始皇還一直征用和禮遇儒生。行政體係中，就設有“博士”銜位，博士之下還設置“諸生”，皆備皇帝顧問。秦帝國建立之後，嬴政不僅征聘七十餘名儒士學者擔任過“博士”，還召集兩千多人為“諸生”。那位後來被人稱頌為“漢代儒宗”的叔孫通，其名聲之所以顯耀，也恰恰於彼時從秦廷而得。
始皇二十八年，嬴政開始第二次全國大巡遊過程。封禪泰山之後，他曾經親自瞻仰過孔子故居，召見群儒，並加封孔子後裔孔甲為“魯國文通君”。即使“焚書”之事發生過後，依舊有儒士被引入秦廷拜為“博士”，積極參與秦國的政治活動。
恰恰是朝堂之上淳於越等人依據儒家典籍“以古非今”，跳出來反對郡縣製，而以李斯為首的秦臣唯恐“浮議”引起政局不穩，這才激勸始皇帝嬴政對儒學和百家之學大加警惕。隨後而至，秦始皇才有焚書之舉。
回望曆史，在社會大轉型時代，始皇帝君臣對於政改異見的這種精神高度“過敏”，我們如果設身處地，應該能夠認識和理解。
關涉治國方略，秦始皇和李斯等人一直是法家的忠實信徒。不過，我們可以發現，始皇帝君臣在治國理念方麵，曾經或多或少也吸取了不少儒家有關倫理教化的理念。
無論是泰山石刻還是琅玡石刻，其中有不少專有詞語，都屬於儒家傳統的理念範疇：“男女禮順”, “聖智仁義”, “移風易俗”等等。所有這些，無論是字麵還是具體含義，都有儒家影響的痕跡。隻不過秦始皇在提倡這些倫理教化的時候，把它們嚴格納入秦朝嚴苛的法律體係當中了。即便如此，從秦始皇自始至終對倫理教化如此重視就可以看出，禮法和教化，確實是秦帝國保障統治的關鍵。後世儒生所謂秦帝國促使中國倫理道德體係全然崩塌的說法，顯然有些過分。
其次，在政治方麵，秦始皇所謂“廢先王之道、廢五等之製”，成為他執政的最大汙點。從儒學角度觀察，似乎秦始皇徹底廢除分封製，就是從根本上違背上古以來遵行久之的“王道”和“王製”，也是秦帝國迅速滅亡的最主要原因。如此說來，似乎秦始皇不搞分封、不複立六國後裔、違背殷周以來的“封建”傳統，就不是以仁德治理天下，就是獨夫暴政。
精於儒學和曆史的梅福說得更詳細：“秦為亡道，削仲尼之跡，滅周公之軌，壞井田，除五等，禮廢樂崩，王道不通，故欲行王道者，莫能致其功也……”
由此論之，秦始皇以法家功利主義治理國政，似乎完全忽視倫理教化，最終導致綱常不振、風俗糜爛，禮義廉恥全部淪喪殆盡。
其實，我們細讀曆史，嬴政從統一六國到“焚書”事件發生，在他為帝最長的一個時間段內，秦國並無任何“焚書”之事記載。秦廷之內，秦始皇還一直征用和禮遇儒生。行政體係中，就設有“博士”銜位，博士之下還設置“諸生”，皆備皇帝顧問。秦帝國建立之後，嬴政不僅征聘七十餘名儒士學者擔任過“博士”，還召集兩千多人為“諸生”。那位後來被人稱頌為“漢代儒宗”的叔孫通，其名聲之所以顯耀，也恰恰於彼時從秦廷而得。
始皇二十八年，嬴政開始第二次全國大巡遊過程。封禪泰山之後，他曾經親自瞻仰過孔子故居，召見群儒，並加封孔子後裔孔甲為“魯國文通君”。即使“焚書”之事發生過後，依舊有儒士被引入秦廷拜為“博士”，積極參與秦國的政治活動。
恰恰是朝堂之上淳於越等人依據儒家典籍“以古非今”，跳出來反對郡縣製，而以李斯為首的秦臣唯恐“浮議”引起政局不穩，這才激勸始皇帝嬴政對儒學和百家之學大加警惕。隨後而至，秦始皇才有焚書之舉。
回望曆史，在社會大轉型時代，始皇帝君臣對於政改異見的這種精神高度“過敏”，我們如果設身處地，應該能夠認識和理解。
關涉治國方略，秦始皇和李斯等人一直是法家的忠實信徒。不過，我們可以發現，始皇帝君臣在治國理念方麵，曾經或多或少也吸取了不少儒家有關倫理教化的理念。
無論是泰山石刻還是琅玡石刻，其中有不少專有詞語，都屬於儒家傳統的理念範疇：“男女禮順”, “聖智仁義”, “移風易俗”等等。所有這些，無論是字麵還是具體含義，都有儒家影響的痕跡。隻不過秦始皇在提倡這些倫理教化的時候，把它們嚴格納入秦朝嚴苛的法律體係當中了。即便如此，從秦始皇自始至終對倫理教化如此重視就可以看出，禮法和教化，確實是秦帝國保障統治的關鍵。後世儒生所謂秦帝國促使中國倫理道德體係全然崩塌的說法，顯然有些過分。
其次，在政治方麵，秦始皇所謂“廢先王之道、廢五等之製”，成為他執政的最大汙點。從儒學角度觀察，似乎秦始皇徹底廢除分封製，就是從根本上違背上古以來遵行久之的“王道”和“王製”，也是秦帝國迅速滅亡的最主要原因。如此說來，似乎秦始皇不搞分封、不複立六國後裔、違背殷周以來的“封建”傳統，就不是以仁德治理天下，就是獨夫暴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