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儒者們推崇的“先王之道”到底是什麼東西呢？原來，正是昔日西周時代落後的政治經濟製度和意識形態。這種思想，現在分析起來，極其迂腐。從春秋戰國開始，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就決定了西周那種“先王之道”的崩潰。而秦帝國從中央集權的角度出發，廢封建而立郡縣，反而從政治體製上對當時產生了革命性的積極作用，這恰恰是他的曆史功績之一。
由此可見，分封製絕對不利於維護大一統的政治格局。無論是秦始皇還是李斯，都不會走曆史回頭路，使得大秦帝國辛辛苦苦建立起來的大一統國家，又重新回複到“諸侯更相誅伐”的崩裂狀態。
秦漢之後的曆史經驗也明白無誤地證明，郡縣製的施行，對於中央集權的發展和國家統一的維護，功莫大焉。為此，不僅唐代文豪柳宗元在《封建論》中盛讚秦朝郡縣製，清初大思想家王夫之也在其巨著《讀通鑒論》中評論道：
郡縣之製，垂兩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勢之所趨，豈非理而能然哉！
第三，經濟方麵，始皇帝嬴政所頒行的“除井田之製”，一度成為他賦斂無度、窮奢極欲的強力手段之一，被後世大加鞭撻。儒者們認為，井田製溫情脈脈，乃上古三代聖王所確立的基本製度。秦國自商鞅以來，廢井田，開阡陌，在富國強兵的同時，引發了土地兼並，造成了貧富不均、風俗奢靡等一係列社會問題，進而量變到質變，上升為秦始皇時代賦斂無度和法繁政苛等重大政治問題。
實際上，“除井田之製”並不是秦國專利。早在春秋時期，魯國就曾經施行過“初稅畝”。秦始皇三十一年，“使黔首自實田”政令得以實施，標誌著以井田製為主的傳統奴隸製生產關係徹底消亡，其根本目的，也是要通過重農措施增加國家和個人財富。
從曆史經驗看，秦國當時的這些措施極大提高了農民生產的積極性，相比過去井田製，有著顯而易見的優越性，促進了生產力的巨大發展。因此，“除井田之製”，乃順應社會曆史發展潮流之舉，也是秦始皇對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大貢獻。
而秦代田租賦斂，實際上也隻是繼承六國舊製，沒有特別加重。在曆史發展過程中，秦國正是依靠這種製度勃然而興，靠這種製度統一全國。所以，說“除井田之製”是秦國亡國一大理由，完全站不住腳。
秦始皇時代整個經濟政策的目的，顯然最主要的不在於秦始皇個人的“窮奢極欲”。嬴政北修長城、南建靈渠，在都城鹹陽營造阿房宮、驪山陵，確實工程營建不息。但所有這些營建，還真不能籠統指斥為始皇帝出於個人目的的好大喜功。特別是長城、靈渠以及馳道等國家建設工程，都是出於鞏固國家統治的需要，對於後世王朝和民眾來說，利大於弊，有的更成為萬世之利。
長城修好以後，秦朝在抵禦匈奴方麵大量節省了開支，國防效益和社會效益相當可觀。而且，我們進一步聯係到秦朝對匈奴的戰爭，其戰爭性質，於秦朝方麵來講是正義的。當華夏文明麵對隨時而來的草原文明衝擊，不能不戰，而且勢必一戰。既然能“以戰止戰”，既然一戰有時候能收一勞永逸之效，既然有利於整個國家經濟的發展，那麼，秦朝人民對匈奴戰爭方麵的負擔，應該也屬於“合理”的範圍之內。
雖然蒙恬率三十萬秦朝大軍堅守北境十多年，戰爭負擔沉重，但這個負擔是必須的。否則，華夏文明根本得不到任何保障。秦亡之後，到漢朝初年，對於外來威脅，新朝廷每次對匈奴用兵，大體上也要保持幾十萬兵力。到漢武帝時代，軍費開支巨大，比起秦始皇時代來說就多得多了。
即使一直為後人所詬病的秦始皇暴虐“符號”阿房宮，也不能簡單地全盤否定。如果我們認為那些煌煌建築延亙綿綿，僅是秦始皇純為自己驕奢淫逸所修造，則未免有失偏頗。
帝國大修宮室，有時候還真不僅僅是為了帝王個人享受，肯定有“威重天下”的考慮。所謂“王者居宸極之至尊”，為了讓屬國和治下臣民畏威懷德，就需要營建豪華宮殿來展示皇權尊嚴和君臨天下的成就感。這種弘大規模的營建，也是帝國時代大一統的政治需要。
漢臣一直對秦始皇大修宮殿展開大批判，其實漢朝在立國之初，漢高祖和蕭何等人也大肆營建。根據《史記·高祖本紀》記載，漢高帝八年，蕭何主持未央宮營建，差遣無數工匠，修造了東闕、北闕、前殿、武庫以及太倉等殿宇，宮闕壯麗，豪華無限。見此，劉邦起先還假裝憤怒，表示說國家初建，就如此營造，肯定要勞民傷財。蕭何回答說：“天子四海為家，非壯麗無以重威！”經此解釋，劉邦大悅。
第四，有關秦始皇時代的法治，後世以四字概括抨擊：“刑罰酷虐”。從治術角度來看，秦朝確實刑罰暴酷，刑名眾多、輕絕人命、吏治刻深、賞罰不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