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到刑場前，他欣然提筆，作詩二首，表其忠貞之誌：
其一
揶揄一息尚圖存，吞炭吞氈可共論？複望臣靡興夏祀，祗憑帝眷答商孫。衣冠猶帶雲霞色，旌旆仍留日月痕。贏得孤臣同碩果，也留正氣在乾坤。
其二
不堪百折播孤臣，一望蒼茫九死身。獨挽龍髯空問鼎，姑留螳臂強當輪。謀同曹社非無鬼，哭向秦廷那有人！可是紅羊剛換劫，黃雲白草未曾春？
這兩首詩，諸書皆無，唯載於《明秀南略》一書中。
螳臂當車，一般皆用以比喻頑固不化者，但張煌言“姑留螳臂強當輪”的悲壯之舉，恰恰顯示了百死愁絕之中不屈的民族精神。
浙江地方政府的報告上達北京後，對張煌言的處置，清廷內部研究了一個月之久。有人建議把張煌言押送北京處斬，有人建議對他優待、釋放以招降南明殘眾，有人建議暫先把他拘押在杭州，議來議去，日久不決。
最後，經清廷部議，做出如下裁決：“解北恐途中不測，拘留懼禍根不除，不如殺之。”
清廷既怕張煌言押送北京途中有人劫囚車，又怕把他押在杭州給明朝遺民心中留希望，最終隻能想出殺人一招。
古人雲：“死天下事易，成天下事難。”於張煌言來講，身死天下事，且死而有真成，造就大漢民族士氣剛風，求仁得仁，為義赴義，殉節死國，成就了中華烈士又一個千古流傳的佳話。
張煌言死後，由於其妻已在三天前死於清軍之手，他的屍體由寧波同鄉出資收斂，葬於杭州南屏山北麓的荔枝峰下。
乾隆四十一年，乾隆帝賜諡張煌言為“忠烈”。所以，張煌言的墓碑是“皇清賜諡忠烈明兵部尚書蒼水張公之墓”。
一代忠烈張煌言，時至今日，知者寥寥無幾。在他的家鄉寧波，旅遊者隻知有天一閣、保國寺，從不知有“張蒼水故居”。即使有人看見這個指示牌，想必也不知“張蒼水”為何人也，說不定誤認為是哪位紅頂商人的大宅院。
如今談起南明，連妓女李香君、顧橫波、柳如是等人，都比張煌言、張名振、夏完淳等人“有名”，畢竟她們是《桃花扇》等劇目的豔麗主角。香豔秦淮，妓女紅衫，撩動世人遐思心腸。至於張煌言，我們的舞台熒屏，皆是大清皇帝的文功武治，從未看見哪出戲或哪部電視劇中出現過他的身影。
明末清初，是中國曆史波譎雲詭、地動山搖的大動蕩時期，自1618年（萬曆四十六年，後金天命三年）至1664年（康熙三年）的四十六年間，有名有姓背明降清的“貳臣”有一百三十六人，但死於抗清殉明的忠臣孝子，卻多達三千七百八十七人。這個數字不是明末遺民杜撰的，而是乾隆年間編撰的《勝朝殉節諸臣錄》中的官方統計數字。
中華忠烈，真是不絕如縷。所有這些人，或為封疆大吏，或為布衣文士，國難之時，他們皆臨危不懼，挺身赴難，百折不撓，殺身成仁。
疾呼天地痛，山川草木悲。他們的人生抉擇，讓後人能更加堅定對中華民族精神的信仰。
相較之下，李永芳、孔有德、吳三桂、洪承疇、尚可喜、許定國、鄭芝龍、孫可望、駱養性、馮銓、孫之獬這樣的貳臣賊子，屈膝投降殘殺同胞。他們的低下人格，在張煌言等忠臣義士麵前，尤顯卑汙。
國家、疆域、民族的概念因時而易，改朝換代，史不絕書，但正義價值和道德標準、綱常倫理，應該是千年不變，曆久彌新。有人會說：“曆史上的女真、契丹、匈奴等少數民族，都已經是中國人了。嶽飛、文天祥、張煌言等忠臣義士，都是狹隘的民族主義者。”
大謬特謬！
在今日的中華民族統一體中，滿蒙回漢各族同胞攜手共進，但是，那些民族英雄在特定曆史時期保家衛國的壯舉不能被故意忘記或者歪曲。
忠奸、善惡、是非，絕不能因為民族大熔爐的烈火而完全消逝。這不是民族偏見問題，而是民族大義和道德價值觀問題。
張煌言等人抗擊清廷暴政、反抗民族奴役的可歌可泣的英勇行為，必將照耀世代中國人的心靈！